广禄先生与满文老档

       在台湾生活的24年中，广禄先生除担任“立法委员”外逐步脱离政界，同时专注于满文档案的整理和研究以及满文的教学工作。继续了中国30年代开始的满文研究，尽己所能，将满文原档进行整理、翻译和研究。

广禄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方面，有人称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有四大发现：一是殷墟甲骨卜辞；二是敦煌经卷；三是居延汉简；四是北京皇宫内阁明清档案，其中内阁大库档案中清代满文旧档尤具研究价值，所谓《满文老档》《旧满洲档》是清军入关前形成的一批用满文体书写的编年体官方原始文献记录，为满文档案中最为古老的作品，再现了努尔哈赤建金到皇太极崇德元年30年的历史事实，详细记述了满族兴起、后金建国、天命天聪两朝军国大政，并对满族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宫廷生活、语言文字以及东北地区的天文地理、气候物产作有记载，是研究满族历史文化、东北地方史的最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共40册，200余万字。这批档案在乾隆年间便以封存，无人知晓，其后虽被发现，重现学术界，但却又因研究者寥寥可数，且研究难度较大、水平有限，使得其又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几经风雨变迁、多次转移，又不知所踪。 

1959年广禄先生在台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满文时，深感满文研究参考史料不足，于是忆起故宫博物院将一批珍贵满文史料迁于台湾，便开始进行多方面的寻找。终于在1962年在台中雾峰北沟故宫博物院的地下仓库里发现这批珍贵的清朝开国史史料。并确定此档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随即与李学智先生一同开始了对于满文老档的研究。

       由于满文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其使用范围不断地缩减，以致于到了清朝中后期满文在满族中也就完全不通行了，到了清朝末年懂满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对于当时的满学研究来说，各方面条件是非常艰难的，各种资料也是相当贫乏的，由于满文研究人员极少，并且水平较低，所以在研究方面出现的问题也很多.此外当时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满学研究发展更是极为迅速。在二、三十年代，日本便出现了一批翻译和研究满学的著名学者，在国际满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但在这些国外学者中也有个别人士通过满学研究蓄意捏造一些如满族不是中国人等谬论，以达其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在此方面，我国国内满学研究水平较高的学者却寥寥无几，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甚为稀少，加至内战使得满学研究更是趋于停滞。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广禄先生以保护、和发展这一珍贵中华民族历史遗产的愿望弃政从文，开始了满学的研究工作。

推动中国满学研究

广禄先生在我国满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和成果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满语的传承方面。1956年，广禄先生担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满文教授，并建立由其亲自主持的台湾大学满文研究室，而后又在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后改名为民族研究所）也开设了满语课，广禄先生始终抱着“希望能将此一没落之满洲文字，透过青年人之研究与整理，能够永久地保存于学术界”的态度开始传授满文，将这一几乎成为“化石”的语言文字进行复活、保护和传播，也开始了台湾和国际满文人才的培养工作。

为了保证满语研究的后备人才，广禄先生广招学子，学生中既有中国人，又有日本、韩国等各国学子，通过教授满文在各地培养了一批从事满文研究的人才，其中就包括台湾大学的陈捷先、李学智，日本京都大学的河内良弘等教授在内的一批专家学者，这虽不能说桃李满天下，但称高徒盈门却并不为过。

在广禄先生的努力和影响之下，培养了一批精通满文的人才，为我国满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人才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台湾满族协会成立了满文研究所，由广定远教席，传授满文，先后结业四十余人。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文化大学、台湾故宫博物院都有通满文的专家教授，为近50年台湾的满文档案整理与翻译，为满学与清史研究，奠定了满语文的基础。

（二）满籍的出版方面。《满文老档》即《旧满洲档》或《无圈点老档》原藏于北京，抗日战争，文物南迁，后藏于台北。但当时许多人并不知此档的内容和价值，这批档案系用满文书写，而且又都是比较早期的满文。当时研究清史的学者，多不懂满文，而且一些满洲人也多不识这些老满文，使得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一直沉没在学术界中。

1962年广禄先生发现了这批珍贵的清朝开国史史料。当时学术界曾对于此古老档案命名不一，存在着老满文原档、满文旧档、满文老档、满洲秘档、无圈点老档等称谓。在经研究后广禄与李学智先生将此档案先后定名为《老满文原档》和《旧满洲档》，此举意义有四：一、打破了《满文老档》称谓流传半个世纪的传统，给《无圈点满文》以新的命名；二、澄清了《满文老档》概念外延之含糊；三、用“老满文”来限定了其名称的内涵，突出了该档的文字特点；四、是在时间上显现出它是清朝太祖、太宗两朝的册档。从而统一了学术界对于此档的命名。

随后广禄、李学智先生二人便开始了较为艰难的档案资料的整理、编译和研究工作。在此期间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碍，例如在原档中的老满文系清代在蒙古文字的基础上初创的老满文，由回鹘体的老蒙文脱胎而出，字体简古，声韵不全，字母雷同。其后满族统治者在其基础上对字形和发音进行改进，加置圈点，统一写法后才形成了“入关”后普遍使用的新满文。此老档中所用的满文正是当时不很完善的老满文，所以不但字形各异，文法结构也不甚完备，并且还夹杂一些蒙古文和个别汉文，使得无论在字形，或语文的结构上，或文法的组织上，以及许多早期满洲语言的方言的译注上都不断遭遇困难。并且在研究过程中的经费、部门支持、排版要求等问题都阻碍着工作的开展。当时的广禄先生也年逾古稀，且又专任立法委员一职，在教授满文课程方面就已耗去大量精力，但为了再现中华民族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广禄先生以超己所荷的工作态度将此研究工作在重重阻力中艰难进行。最后还是在与李学智先生的执著努力之下，将遇到的众多困难和问题一一进行了很好的解决。

    1969年台湾故宫博物院终于将此珍贵的老满文原档以《旧满洲档》为书名，分成十册，影印出版。此书的公开出版，缩短了研究者同它的距离，是满学史上的一件盛事，日本满学专家神田信夫称《旧满洲档》的出现是满学研究上的划时代的大事。此后便在台北和国际满文学术圈中掀起了一股《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或《老满文原档》的译注、利用和研究的学术浪潮，一大批的满学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便产生。 

    三．满籍的汉译方面。广禄、李学智先生在将5400余页的杂乱无序的满文原档整理完毕后，于1964年开始了译注工作。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968年完成了清太祖20册老满文原档的译注初稿，经两年的仔细复校和改错，最后定稿。 

    1970年3月，广禄、李学智先生以《清太祖满文原档》为题，将其中第一册满文原档中的“荒字档”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将满文原文转写成拉丁文字并附有逐字逐句的汉语对译和意译，卷末附注译、人名、地名索引。1972年《清太祖朝满文原档》第二册“昃”字档和《旧满州档译注》也相继出版。这是第一次《老满文档案》的汉文译注本出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是当代中国学者研究满文原档的首批重要成果。 

    这批满清旧档变成为了研究中国历史上明清之际的剧烈变革，不可缺少的一部重要文献资料，尤其是在清朝的长期统治时期，对于这段历史的某些史料加以封存或删改，例如努尔哈赤对明朝的政治隶属关系，对清初称大金，对后金的残暴统治，以及有关满族贵族落后习俗的进行了记载。过去的忌讳，在历次篡修太祖、太宗实录等官书时，或加歪曲，或是删除，给后人了解清初情况，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只有这个《满文旧档》还保存着原始记录，不少是具体而细微的、很有价值的史料。对于驳斥当时企图分裂中华民族的言论，称满族非中国人的谬论，揭穿清朝官书中的谬误以及研究社会变革等方面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证据。所以在学术界中《满文老档》被公认是研究满族史、清史、东北地方史不可缺少的文献资料。此文献的出版发行引起了台湾政府对于满学研究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起了大陆满学研究的热潮。 

    四．满学论著方面。广禄、李学智先生发表了长达16万字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的长篇论文，就《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历史关系，《老满文原档》之价值等问题，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并将《原档》的原文大量以罗马字转写并逐字逐句地译成汉文，还搞清了原貌。 

    在广禄先生等一批热衷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人士的努力下，满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一大批的满学研究成果相继诞生。例如李光涛的《明清史论集》中的50%的收文均为论述满族及相关问题。黄张健发表的《努尔哈赤所建国号考》、《清太祖建元天命考》等论文，关东贵对清前史发表多篇有价值的论文。满学界重要的论著还有庄吉发的《清高十全武功研究》、《萨满信仰的历史考察》、刘家驹的《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和《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等满学学术著作和论文在《满文原档》的基础上相继而生，使当时低沉的满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广禄先生对于本民族的文化的继承发展也极其重视。在早年远离家乡求学，其后从政奔波大半生，到了台湾，在只有唯一一户锡伯族的情况下，仍坚持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坚持自己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还坚持要求家人学习锡伯语和满文，并从事满文满语（锡伯族语言文字）的宣传和传授工作，在距离故乡伊犁万里之外的台湾依旧至死不渝地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珍贵的民族文化。在台湾的岁月中，广禄先生时刻怀念家乡，在自己生命尽头时依旧为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尽己所能，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文革”结束后，广禄先生《锡伯族由盛京迁移新疆伊犁的历史》的专题发言录音带由台湾传入到新疆的查布察尔锡伯族自治县，他那流利标准的锡伯语（满语）和严谨的语法逻辑感动过不少人，因为当时新疆的锡伯语教育因各种原因已停止了18年。 

    在1971年12月，东亚阿勒泰学会第四届会议在台湾召开时，广禄先生用流利的满语作了《锡伯族由盛京迁移新疆伊犁的历史》的专题发言，令众多国际满学家大为震惊，许多人感慨道：在辛亥革命60年后，满族人差不多都已不会讲满语的情况下，没想到在台湾一岛上竟能遇见能讲如此流利满文的人士。 

    由于广禄先生对于新疆锡伯族的历史了如指掌，还与在台湾的辽北开原锡伯族学者那琦合著《锡伯部族志略》一书，并著有《广禄回忆录》等多部作品，但《锡伯部族志略》未及完篇，即于1973年1月4日上午6时15分享年74岁病逝于台北市邮电医院，走完他丰富多彩、风云跌荡的一生。 

—原录入者：锋晖

摘自：https://site.douban.com/125457/widget/notes/8016253/note/32530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