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空间按：这里摘自 《满族书面文学流变》（关纪新 著） 引言 前面部分，这里面介绍了满族历史变化，下面是引言内容节选。

引言

这本书所要讨论的,是满族书面文学的流变问题。因为涉及满族作家文学的总体发展脉络,所以也会带有些许的文学史性质。

依笔者蠡测 [lí cè] ,满族及其文化、文学,大约是广大读者普遍觉得有所接触而实则相当陌生的事物。故而,在本书正文的前面,还是有必要将有关的背景资料作些简要交代。

蠡测 [lí cè] :满族空间按:以蠡测海的略语，比喻以浅见揣度：管窥～

在目前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内,满族,是一个既十分古老又异常年轻的民族。说它古老, 自非妄谈,有关它的先民生息活动的确切记录,早在中原先秦时代的文献当中即已出现;而说它年轻,也是实言,它的确切“问世”是有史料可鉴的,是有具体日期可以认定的--这跟古今中外绝大多数民族已难考其形成之日的情形迥然有别-那就是明朝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的农历十月十三,后金政权大汗(亦即随后不久改国号“金”为“清”的皇帝)皇太极通过颁发谕旨,正式废止旧时“女真” (又译为“诸申”)族称,将本民族的族名定为“满洲"。

就民族学界的认定,满族属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其先民是东北亚地区最古老的土著民中的一部分。远在我国中原地区的舜、禹时代,满族的初民肃慎[sù shèn]人,便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生活在祖国东北松花江以东至牡丹江流域的广袤地域。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汉文典籍《左传》中,曾有关于“肃慎[sù shèn] 、燕亳,吾北土也”的记载,证实了满族初民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着联系。随后的肃慎[sù shèn] 后裔、满族先民,又曾以挹娄[yì lóu](秦汉时期)、勿吉 [wù jí](南北朝时期)、靺鞨[mò hé](隋唐时期)和女真(宋金元明时期)等称谓见知于世。

在公元6世纪末至11世纪初,靺鞨[mò hé]族的粟末部[sù mò bù]融白山部及高丽遗民曾经在今吉林一带建立国力颇强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经济文化直追中原同时代的盛唐。到了公元12世纪初,由女真贵族完颜阿骨打创建的金朝,

又曾立国一百二十余年,与南宋、西夏在中国版图上鼎足而三,其疆域东北至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及外兴安岭,西北到今蒙古国,西与河套、陕西横山和甘肃东部与西夏接壤,南边以秦岭、淮河与南宋交界。在金世宗和金章宗在位时期,其辖域内还呈现过为史乘[shǐ shèng]所夸赞的盛世景象。

满族空间按：史乘[shǐ shèng]，汉语词汇，意思是正史，在史书上有记载的。

作为肃慎后裔至满族先民的民族成分,其历史性地展开,有些复杂变数,或者换句话说,并不是“一线单传”的。“渤海国”解体后,粟末靺鞨[sù mò mò hé] 人失散,有的进入朝鲜半岛,离开了女真群体。靺鞨[mò hé]人的另一支------经济文化原来并不发达的黑水靺鞨[mò hé],则成了日后金代女真群体的基准先民。及至金代被元朝瓦解后,已经进入中原的金代女真人也多数分散于关内的冀鲁豫广大地区,融合到了当地的汉民族中间,真正返回东北故乡的并不多。

而明代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则又是后来重新再由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成长壮大的、先前发展更其滞后的女真群体,他们才是满族的直系祖先。

虽说“渤海国”的靺鞨[mò hé]人和金代的女真人都未成为满族的直系祖先,但是“渤海国”和金代由肃慎[sù shèn] 的不同族裔成分所留下的令人炫目的经济文化史实,却从另一个角度,证实着一个潜在的历史逻辑:白山黑水间肃慎古族的流脉所具备的精神创造力和文化爆发力不容忽视。历史上一切有作为的民族,尤其是其中一些中小民族,他们要在大民族的历史威慑与制约下,都不外乎是客观机遇与主观能力的高度结合。历史机遇一旦出现,能否抓住,是民族主观能力的集中显示。这种主观能力,既包括族群自身力量的充分蓄势,也包括着族群领袖人物对于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予以及时捕捉掌控。因此,假如说肃慎后裔在“渤海国”时期和金代的两度崛起与兴盛,已经为肃慎古族的另一流脉亦即明末女真-满洲,在中华封建历史的末叶横空出世,再造出一段东方帝国的辉煌,埋下了伏笔,也许就不为过分了。这一东北亚地区的古老族群,一向富有创造力和自决精神,果敢粗扩勇于承当,又具有非凡的文化想象力和实践精神,他们在并不多得的相似历史境况下,完成着一浪高于一浪的进取和成功,内里想必存在着某种客观的必然。

明代由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新崛起的女真人,分批先后南下,形成了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的女真三大部。万历年间,女真各部蜂起争雄,战乱不已彼此残杀,民众蒙受极大痛苦。1583年,建州女真部的年轻首领努尔哈赤,兴兵举事,顺应历史趋势及民心所向,肩负起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重任。此后,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的率领下,经过长达数十年的艰苦斗争,建州女真不但统一了女真各部,而且征服了邻近的蒙古和朝鲜,击溃了明王朝派来围剿的强大兵力,为夺取中央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努尔哈赤创立了使本民族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皇太极则公开宣布更改女真旧族称为“满洲”,还将所用国号“金”也变更为“清”。皇太极之所以要为本民族重新命名,是出于目的与策略相结合的选择。随着政治军事的推进,其民族成员结构发生了较多变化,在原有的女真族固有成分继续占有决定性大比例的同时,来自不同方向上的其他民族人员成分也明显地加大了比重,用“女真”旧称来统括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开始显现出了其多少有些名不副实,以新的族称来指代扩大了的民族共同体,已被提上历史日程。于是,皇太极以女真民族为主体,吸收周边若干追随其族群政权较久且女真文化习染较深的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民族成分,建构起来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在努尔哈赤时期,曾沿用历史上的“女真”民族和“金”政权的称谓,而这两个称谓在中原人们的记忆中是敏感的,为了消解夺取中央政权的民心阻力,更多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至皇太极时期,修正本民族形象以适应形势需求,不失为一项明智的选择。当然,此更改族称之举,也展现出了实施者对他民族文化的包容和认同倾向。古今中外,出于这样一些考虑而主动顺应历史需要而变更族称及国称者是罕见的,满人的历史智慧由此可见一斑。自此,满洲人的确不再一味强调自己与金朝以及女真人的历史渊源关系,而表现出一种比以往更加贴近中原文化的积极姿态。日后,人们也不再会轻易地将女真族和满洲族的概念混淆,因为二者不仅已经各自带有其时序所系的不同规定性,而且,就构成人员的成分来看,彼此也已经存在了某些各自的特质。

“满洲”①,是一个满语单词的音译,原来并不是地名。而“满族”只是满洲族”在20世纪中后期才渐渐使用起来的简称。不过,后来世间有些人习惯于以“满洲”来代称满洲民族的故土东北地域,国外的史学界似乎更为习惯于这样做(他们的又一个称谓选项是习惯于用“旗人”来指称满洲民族), “满洲”概念也便出现了一点儿歧义。

① “满洲”一词,起初据说是有着梵文“妙吉祥”之意,因为更名“满洲”之际,该民族上层已经出现了佛教信仰。

公元1644年,由满洲贵族执掌的清政权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并迅即向全国推进,开始了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清朝统治中国268年的历史。清代的满人常常被世人称为“旗人”。其实,所谓“旗人” 原本是一个大于满人的称谓。在有清一代, “旗人”是对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兵民一体化组织中的人口的总称。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筹划进取中原的时候,将满洲民族的全体青壮年男性,都收进了军队之中,把他们分别划入以八种不同样式旗帜为标识的八个方面军。这八个方面军,即被称为镶黄旗、正[zhěng]黄旗、正白旗、镶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正读zhěng，即整）① 后来,随着政治军事推进的需要,又仿照满洲八旗的编制和识别方式,建立起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三个八旗的军事组织, 自建立起的二三百年间,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起初只有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标识的四种旗帜和四个方面军,后来随着军队的扩充,四个方面军扩充为八个方面军。新出现的四个方面军,便在原有的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上分别镶缀上其他颜色的边,作为各自的标识。这样,先前分别以黄、白、红、蓝四种单一颜色旗帜为标识的四个方面军便被称为整黄旗、整白旗、整红旗、整蓝旗,而后来加上了镶边的四色旗帜为标识的四个方面军,则分别称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满人初学汉文书写时,常做些删繁究简的事,他们嫌“整”字笔画烦琐,往往将它简写作“正”,不了解原委的人们后来经常把整黄旗、整白旗的“整”字由汉语"zheng"音的第三声误读成第四声;更有甚者,后来书写时也有嫌"镶”字烦琐而写作“厢”的(至今京郊一带某些地名即如是),更造成了又一层的误解:以为“正黄旗”必是高于“厢黄旗” (因为“正中”该居于“两厢”之上) 其实,八旗顺序以镶黄旗为首,之下才是整黄旗等。

17世纪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洋溢着蓬勃生机的清王朝,它内成一统,外拒强寇,使本已急剧滑落的中华封建末世,又奇迹般地出现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康雍乾盛世”,给民众以在安定富足中繁衍生息的一个较长时间,中国人口迅速地从大约7000万,猛增至40000万。同时,中国辽阔版图之上的众多不同民族,前所未有地产生了中华多民族乃是休戚与共之一体的观念,为日后现代意义上的中华国族的形成,做了较为扎实的心理预设。人们可以试想,如果没有满族杰出人物和八旗劲旅在清前期的戮力经营,从而达成清中期国富民盛、各族一体的稳定局面,后来的中国,怕是难以渡过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上,妄图瓜分、灭亡我文明古国这一道险关的。

随着清初定都北京建立统一的中华大帝国,原先在东北地区的满族人入关者占本民族的十之八九。按《八旗通志》记载: “自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分为八旗,拱卫皇居: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盖八旗方位相胜之义,以之行师,则整齐纪律;以之建国,则巩固屏藩,诚振古以来所未有者也。” ①在三个八旗被严整地部署驻守于京师内城(大致相当于后来的东城、西城两区)四方八隅的同时,旗人以外的所有民人(包括汉、回等民族的官、民、商贾各色人等),均被搬迁往京师南城(大致相当于后来的崇文、宣武两区)居住。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二·旗分志二》,见鄂尔泰等修: 《八旗通志》第一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随着清初百年左右的平息国内敌对势力、荡平三藩、收复台湾、反击沙俄入侵、扫除准噶尔叛乱等战争的需要,八旗将士被一批批地派往国内各地作战与驻防。至乾隆后期,全国各地八旗驻防已有130多处。满族人由是而广泛地分布于全国广大区域,在西安、太原、银川、乌鲁木齐、伊犁、成都、广州、福州、杭州、德州、青州、荆州、库伦、西宁和西藏等地,都设有八旗驻防。清代乃中国有史以来有效管辖版图最为广阔的历史时期。②中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在清代确定下来的。③ 清初百年间,我国幅员辽阔北至外兴安岭,南达南沙群岛,东起库页岛,西临葱岭,都受到切实有效的管理辖制,国土面积高达1250万平方公里。在有清一代近300年间,满族将士为维护国家利益前赴后继英勇参战,付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除上述清代初年的战事以外,中期尚有扫平准噶尔叛乱、平息回部叛乱、抗击廓尔喀贵族入侵西藏等战事;后期又有两次反抗西方列强入侵的鸦片战争和反抗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满族官兵壮烈殉国的事迹比比皆是,史书上多有记载。

②元朝的蒙古军团曾经在其鼎盛时代横扫欧亚大陆,但是并没有在占领过的大多数地方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构,所以元代的中国在国家版图上并没有太多地增加。清代则不然,其前期在征讨周边地域的过程中,贯彻了步步为营的方针,每得一地,必建立地方管理机构,使版图所有有效化。

③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都对此有过肯定的表述。

在入关之后,满族又出现了一批杰出人物,早期的多尔衮、孝庄皇太后,和稍后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都在清代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中原地区的先秦文献《战国策》中有《触詟[zhé]说赵太后》文,认为历史上一向就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铁定规律,而满族的领袖人物从努尔哈赤、皇太极肇始,连续数代奋发图强,成功地逸出了这一规律的制约,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奇迹。此外,由八旗满洲中间涌现出来的良将、贤官以及其他方面的优秀人物,也是不胜枚举的。①清代满族以小民族而打天下坐天下,岌岌然如履薄冰,他们须不断调整和修正自己的形象,尤其是自己的道德形象须经得起世间评说。清朝君主们就自我修身的优良程度来看,在历朝历代中间都是数得着的。

① 可参阅《清代八旗贤官》 (滕绍簸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史学著作。

满族空间按：《触詟[zhé]说赵太后》或者为《触龙说赵太后》

八旗制度是伴随着满族的崛起而出现的,这种制度曾经铸造了一个磅礴进取的民族,推出了一个辉煌耀眼的时代,维系了一个虽属于封建末世却空前统一繁荣的大中华。然而,其制度自身,却孕育着难以排解的内在危机。八旗制度是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对旗人们的约束是相当严苛的,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地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唯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一切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此制度的人始料不及的社会难题。从雍正年间起, “八旗生计”问题就见出端倪,其后愈演愈烈,统治者煞费苦心力图解决它,却终告不治: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②,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既没有营生也没有收入的“闲散旗人” (满语叫作“苏拉”),这就不仅导致了许多下层旗人家庭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③,还使人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失却了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因此,正是八旗制度本身,后来给坚持这一制度的满族带来了灾难。八旗下层人口在贫困线上的苦熬与挣扎,上演了一代又一代。而最为悲哀的是,到了辛亥之后,世代远离农桑工贸等谋生技能的满族人,陡然间断绝了作为世袭军人所得的报酬--钱粮,又逢全社会的舆论和环境都对他们极为不利,八旗制度制约下的末代旗族百姓,便比他们的先人严重许多倍地承担了这种历史制度产生的惩罚与报应。所以,说满族是“成也八旗制,败也八旗制",不无道理。

②《满族简史》编写组: 《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9页。

③ 清军人关之际,因军事需要,满人男性16至60岁(或者身高5尺以上)者,均须应征入伍,成为甲兵。按照八旗制度规定,被挑为甲兵的旗人可按月领饷。饷分为两种,一种是银,一种是米,统称为“钱粮”。而钱粮是只发放给甲兵的,未经挑甲的闲散旗人以及妇女是没有饷的,他们只能靠家中被挑上甲丁的旗兵的钱粮来养活。而愈到清代的中后期,下层旗人家庭中不能被挑上甲丁的闲散旗人愈多,这些家庭的生计问题便愈发地严重。

至20世纪,满民族经历了沧桑巨变。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辛亥鼎革,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是自不待言的。这片国土上经历了过于漫长的封建帝制,从公元前业已肇始,其后绵亘不绝,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叶,早已严重桎梏了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追求、社会的进步。清代末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在铲除中国封建帝制、以民主与共和为理想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迅猛地发动民众,推翻了最后的封建帝制,历史功绩盖莫大焉。

封建时代在中国的寿终正寝,本是大势之所趋,历史之必然。不过,最后的王朝偏偏赶上了是由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这却多少带有某种历史的偶然性。这点偶然性,切切实实帮了发动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些忙。在中国,封建帝制堪称根深蒂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百姓们历来把“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一向缺失反封建的意识与精神,要动员他们投身于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殊非易事。新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整个中国封建势力面前所体现出来的势单力孤,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的中国,保皇党康、梁等人要搞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尚且难以推进,要以革命手段彻底埋葬帝制,更是难上加难。

让这一难题得以化解的“捷径”被找到了,那就是种族革命。清朝皇帝是来自于这个国家主体民族之外的一个异民族,而“尊王攘夷”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从来就是华夏民族的正宗思想传统。要在一个主体民族人口占有压倒优势地位的国家,做一番号召大民族民众合力推翻小民族中央政权的“种族革命”动员,比较鼓动民众觉悟起来一道向封建王朝造反,就要简单和方便得多。何况此时的“大清朝”早已丧失了二三百年前的虎虎生气,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更让这个依旧沉溺于古典做派的颟顸[mān hān]帝国从内而外都呈现出“残灯末庙”的征候;再加上在“八旗生计”问题多年困扰下旗族生活的全面落寞,酿成八旗将士中相当一部分人显现出不同程度的精神蜕变乃至心理异化,也为革命党人否定旗族提供了客观依据。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人们在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接受了,然而他们普遍只是动情于鼓动种族革命的前八个字,而把更重要的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后面八个字置于脑后。这种带有严重偏颇的策动,得到了颇为广泛的呼应。于是, “忽喇喇似大厦倾”,本已相当衰败的清政权,几乎是在顷刻之间便息影于世间。

鞑虏：16世纪后期，后金兴起，与蒙古贵族通婚成为女真贵族的时尚。于是“鞑子”成为受压迫的汉族人民对满清统治者的蔑称。由“鞑子”引申而来的“鞑虏”一词，具有更为强烈的憎恨色彩。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指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把斗争矛头直指清王朝，这是当时反对封建主义的一句重要口号

历史常识告诉人们,许多呼啸而至席卷世间的大规模社会行动,都难以避免它的两重性。由先天不足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动的辛亥革命亦莫能外。以往,人们多从这次革命的不彻底性上,来检讨它的先天不足,指出辛亥鼎革的结局只是做到了从形式上终结了封建王朝的存在,却未能从根本上解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固然当属的论,但是仍嫌不够全面。因为从民族关系处理的层面来反省,辛亥革命也存在着难以突破的历史局限性,留下了负面影响。

颟顸[mān hān] 颟顸是一个汉语词语，意思是糊涂而马虎

中国,与西方某些单一民族的国度有所不同,古来便是一个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大国,在这片国土上繁衍生息着的来自于不同起源的各个族群,携手创造了中华恢弘的历史与璀璨的文明。翻开中华的史册,人们注意到,由于各民族间的发展层次不同、经济方式有别、利益追求互异,千百年来的确曾经出现过相互间的不少矛盾、冲突甚至规模化的战争;然而假如我们今天能够站得更高些去纵览史书,则会看到,不同民族之间的仇视状态,毕竟比彼此的太平厮守要少得多,相安相容互利互惠,历来是我国多民族交往史上的一个习见场景与基本主题。就以清朝入主中原而后形成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次空前的大一统来说,因为不同民族所处的立场及持有的价值观念有明显差异,起初委实有过一些令中原人民特别是士大夫阶层身心痛苦、无法容忍的事件发生;但是,若从近300年的全部清史来看,清代却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鼎盛阶段,满汉民族间以及中华各民族间的相处还是比较好的。①

① 明末清初政权更迭之际,清军南下曾遇到南明政权在某些局部的殊死反抗,一度矛盾相当尖锐,造成了少数城池的激烈争夺以及随后出现的屠杀。汉族士大夫阶层在民族折冲关头所坚持的传统民族气节是值得称颂的。不过这些抗清志士在自己恪守民族气节拒绝为新政效力的同时,却大多勉励未曾出仕于明季的子弟们准备应试于清廷科举,似乎他们并未十分决绝地对抗异民族的新政权。随着“康乾盛世”的出现及满族帝王们对儒家文化的由衷尊重与认同,中原旧族普遍出现了拥戴时政争相服务的举动,并将这种态度坚持到了清末。有清一代的确实行过“首崇满洲”的政策,但是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种种方式,并没有超越封建时代中外任何一个民族政权(无论是大民族主政抑或是小民族主政)的作为底线。满洲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观和实施的民族政策,比较有利于境内各个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而为了安抚汉族地主阶级,还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政策,例如严禁八旗将士务工、务农、经商以防止“与民争利”;开设科考大量录用汉族贤才,等等。至清代中晚期,汉族封建阶级的势力在整个权力结构中间的比重持续上升,满汉两族的原有矛盾已有了显见的淡化。

然而,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 ①,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推翻封建王朝而大做舆论准备之际,历史的某些真相被舍弃了。瓦解由满人当皇帝的清政权既为当务之急, “殃及池鱼”般地株连整个满民族便当属难免;不仅满汉两个民族二三百年间总体上相安无事、友好相处的过程被人为地遮蔽起来,而且满民族为了中华而开疆拓土、保国护民的慷慨奉献的历史也被忽略,满族人的形象一概地被丑化乃至于妖魔化。在辛亥革命的发动造势阶段,两个半世纪之前的满族入主中原,被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渊数,不仅中国古而有之的“夷夏之防”② 思想与西方民族沙文主义者所标榜的“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③ 等理论相互合流,同时,把满族人统统诬称为“满洲贱族”④ 、“逆胡羶虏”⑤ 、“满洲鞑子"⑥、“野番”⑦之类的辱骂亦不绝于耳,连当时最著名的一些政论中也喊出了“兴汉复仇”⑧、“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⑨的声音。这些偏离民主革命应有之义而率然策动种族仇杀的言论,在当时的革命发动者中很是盛行,并且确实在现实中奏效,其结果,便是辛亥举事得到了相当多的汉族民众(包括一向怀有异端民族情绪的封建地主阶级分子以及与之声气相投的军阀势力)的大力策应。辛亥鼎革就此大功告成。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②  转引自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 《人民日报》 1961年10月22日。

③ 余一: 《民族主义论》,载《浙江潮》1903年第1期。

④ 章太炎: 《客帝匡谬》,载《訄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页。

⑤ 章太炎: 《狱中答新闻报》,载《章太炎诗文选》,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83页。

⑥ 孙中山: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5页。

⑦ 孙中山: 《敬告同乡书》,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⑧ 孙中山: 《1900年10月下旬致刘学询函),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

259页。

⑨ 邹容: 《革命军》, 《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不过,辛亥革命的一些亲历者早已对个中原委有所披露。"1903年革命派就向康梁公开声明: ‘.…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体而新政府易于建立。’ ” “国民党元老、辛亥山西新军起义领袖阎锡山说: ’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 ” “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 ’就是民族主义成功。‘ ” ①  至于回顾辛亥前夜革命党人的相关言论, 日后的历史学界也普遍地注意到了: “许多革命者并不强调最有光辉的建立共和国和平均地权的思想,而是把排满放在第一位……他们不愿深刻揭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阶级矛盾,而情愿用反满冲淡和掩饰这种矛盾。”② “革命派中的许多志士,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唤醒民族意识,激起民众的排满情绪,沿袭了清初反清志士的传统观念,宣传明亡清立即是 ’亡国‘。" ③   “ 排满是辛亥革命思潮的主要特征。"④

① 转引自李良玉《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 《南京大学学报》 1989年第2期。

② 刘大年: 《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 《人民日报》 1961年10月22日。

③ 唐上意: 《辛亥革命时期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战》, 《社会科学报》 1999年第1期。

④ 李良玉: 《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 《南京大学学报》 1989年第2期。

辛亥革命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清皇室之间签订了“清帝逊位”条约而宣告了结。逊清政权在大多数都市和八旗驻防重地,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向民国完成了权力移交;尤其是在国家最高政权及首都控制权的平稳转移上面,更体现出清朝末代执政者识大体顾大局、对国家与民众负责的异乎寻常的政治理智,这不但为国内历代政权更迭之相关记录所罕见,也委实该当在中国的近代史册上留下明确的评价。④

④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周恩来等人,均有过明确肯定,惜为人们所淡忘。

但是,就全国而言, “驱逐鞑虏”口号产生了强大的激发作用,革命军与八旗军之间的仇视对立情绪未能因清帝逊位而及时化解,局部的武装冲突也没能避免,在南京 ⑤ 、西安、福州、荆州等地,上演了种族仇杀的惨剧。例如在西安,驻防“旗卒死三千余人,妇孺投井者尤众”⑥。

⑤ 此处有一件似可记述的往事。1983年笔者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时,吴调公教授对笔者言道:词学大家唐主璋先生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因向与吴先生交好而谈起过个人身世,唐在辛亥年间还是幼童,革命军与八旗驻防军交战颇惨烈,待革命军杀人旗营,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而年幼的唐主璋因服药较少而得以幸存,后被一家市民收养。在吴先生讲述此情后,笔者为编写《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人该书,随即收到先生赐复书信,对欲将其传略收入该书深表谢意,却又婉辞曰: “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云云,就不要再提罢了 ..笔者常为此事抱撼欷歔[xī xū],先生并未否认自己乃旗人之后,只是不难想象,其平生在此事上或许存有良多感慨难以化解耳。而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上特别是南方诸地对满族之成见仍未松动,谅亦属先生取消极避之态度其一因也。

⑥ (清)尚秉和: 《辛王春秋四十八卷》,第四十三卷之第五页(伍辑6-675) ,民国13年刻本。

许多史笔都曾经充分肯定辛亥年间所取得的革命成功,却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淡忘了一个并不算小的社会事实:在清朝垮掉的同时,也株连着,完成了对于满族这个民族的通盘否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满族遭受了为后人难以想见的民族歧视。而作为一个此前世代以军人为铁定职业、以保国护民为基本使命的民族,满族自辛亥年起,不仅失去了固有的谋生手段,在生计上被迅速推向了困厄与衰败的无奈境地,而且,他们还要从此担起长久而不堪的骂名。许多年里,满人们不得不在惨淡的生存与肮脏的名声这样双重煎熬之下挣扎度日。

在清帝逊位前后,为了阻止动员革命时期的大量排满宣传继续在革命军中引发更多的过激举动,也为了化解旗族人们面临革命暴力产生的抵触恐惧心理① ,孙中山适时地提出了汉、满、蒙、回、藏  “五族共和” 的政治主张; 1912年9月,他又来到北京,会见满族上层及各界旗族代表,向他们公开承诺: “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现旗民生计困难,尚须妥筹，务使人能自立,成为伟大国民。”② “现在五族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权,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各旗人均有生计,免致失业。③ " 他的这些话语,对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八旗民众,产生了一时的心理抚慰作用。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沿着孙中山设计的“五族共和”蓝图前行,他的有关国内各个民族都应享有平等政治权利的主张没有得到重视,其关于妥筹旗族生计免致失业的构想更是远未得到实施。接续下来的,是袁世凯在京城上演的“加冕”闹剧,和封建军阀们围绕北京展开的无休止的割据战争,就连“先总理”的“天下为公”原则都遭受践踏,谁还把“五族共和”的意念放在心里?

① 1982年笔者参加山东大学主办的全国老舍学术讨论会时,蒙兰州大学马志洁先生(回族)告知,敦煌艺术的“守护神”、现代油画大师常书鸿,出身于杭州驻防旗人,辛亥年间他已弱冠,对革命军攻打当地旗营存有难以泯灭之惶恐记忆。后来笔者曾造访常老,老人证实此事说: "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恶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

② 孙中山: 《在北京八旗生计会等欢迎会的演说》, 《孙中山全集》第2卷, 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0页。

③ 孙中山: 《在北京广齐庙与旗人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9页。

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情绪,并没有因辛亥年间的和平易政而收敛,反而持续地风行于市。将旗人们一概贬斥为“封建余孽” “亡国奴” “懒惰成性的游民”的种种说法,以及像“鞑子” “胡儿” “满狗”之类的咒骂声④ , 随处可闻。当时在京城里流行极广的一则传闻是,一个在新政底下当差的衙役问同一个路人: “你是什么人?”对方说: “我是旗人。”衙役动了火,举起鞭子就抽: “什么?我们老爷才只是骑马,你竟敢骑人!”对方赶紧辩解: “我不是骑人,我是在旗呀。”衙役更加得理,高声呵斥: “你还敢再骑,我还得揍你!”其时,各类的读物、教科书、报刊也时常登载各式各样仇视和鄙视旗人们的言论,在政府及学校等部门招收职员、教员的时候,对旗人几乎是不屑一顾;甚至在法庭办案时,也出现了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加重对旗人一方严办的情况。

④ 在南方的福建等省份, “漏刀的”,成了对旗人及其后代一种较长期的蔑称,意为他们都是辛亥年间在刀下漏网苟活下来的人。

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现象。本来按照旗族旧有的习俗是不习惯在各自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氏的,在此形势下,为了防备随时可能遭遇的歧视虐待,旗人们也都加冠了姓氏,假如从姓氏上头仍然比较容易被认出是满族人的,有些人也便不情愿地改用了他姓;为了寻求工作机会,不少旗人违心谎称自己是汉族人。当时,生存在南方各处的旗人们,更须事事留意,防备泄露了身份会遭至打骂嘲弄。① 后来,虽然还有一部分满洲族的后裔顽强地维持着他们的民族成分,满族所包含的人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下降。②

① 满族出身的京剧艺术家关肃霜(荆州旗人)谈到过,她幼年随父辈在武汉等处跑码头卖艺,父亲嘱咐,切记途中过关卡时若有人叫她数数,数到“六”时千万不可以说"liu"而一定要念成"lou",不然就会从她的京腔听出她是旗人来,轻则要挨骂,重则要挨打!

② 刘庆相在《略论满族人口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一文(《人口学刊》 1995年第5期)中,对不同历史阶段北京城以及全国的满族人口数字有所证实:清代初年“京师八旗人口数,据《清史稿》记载: ‘京旗职官六千六百八十人,兵丁十二万三百有九人’,据此数字可以基本推断出京旗人口数,如按每一旗兵平均家庭五口人计算,则京旗总人口为60余万人。”  而 “北京城在清朝末年京旗总人口达634925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民族压迫的反动政策,满族遭到压迫和歧视,很多清人为找一职业,不致饿死,而隐瞒民族成分,不敢提满族事儿,到外地区甚至还不敢承认自己是从北京来的,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满族人口仅剩了31012人。40年来满族人口减少95. 12%,年均递减7.2% ”  “...全国满族人口也由清朝末年的500万减少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50万左右。”

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认了国内多民族共存的政治格局,也确认了国家奉行的各个民族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原则。经过了若干年炼狱般的生存际遇,满族这棵濒临衰枯的老树,生出了新的枝芽。政府正式认定了满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满族的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出现在了国家级的议事场所。

当然,满族的新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体制高层,对于该民族的认识,可以说,也是有个过程的。① 同时,虽然在全国的知识界以至于人民群众中间大力推行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却在许多情况下被明显地省略了,人们对国内民族历史和民族现实问题的感受和把握,有些还滞留在想当然和感情用事的阶段。关于满族,社会间的一般环境尽管较辛亥年间和民国时期宽松了许多,公开辱骂和诋毁满族的言论少了,但是,在国内主流知识阶层的心底,满族还是一个明显地偏于卑陋的记忆符号,在主体民族的成员嘴边,亦时不时地能听到对满族的刻薄褒贬。②

① 早在1946年,在满族出身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病危弥留之际,毛泽东去看他,他对毛讲: “我是满族,以后,满族有什么事情,希望主席讲一讲。”毛泽东事后感慨地说:关向应同志那么一个老共产党员,我们党高级领导干部,但是他的民族感情,还是很深的。这件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事,曾有助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满族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新中国成立前夜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没有满族的代表,北京一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闻讯后说: “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从第二届起,全国政协更正了这一失误。新中国成立之际,满族未获承认,直到195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才在相关文件中首次回答了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的问题: “满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许多大、中城市(多是北方)中有满人居住。由于他们长期地和汉人杂居,其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的特点已逐步消失;自辛亥革命以来,他们更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民族特点。有许多人已改变自己的民族成分,但是他们的民族情感,则仍然相当强烈地存在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少数民族获得了民族平等权利,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生气象,许多地方的满人也纷纷起来,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并享有平等权利,这是自然的和合理的现象。我们认为,承认他们的少数民族地位,保障他们应有的民族平等权利,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团结满人和发扬他们爱国主义的积极性是有很大作用的。” (转引自赵书《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载《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满族区域自治的问题,虽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提出并获中央政治局原则同意,周恩来还在当时的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表示“满族要自治是肯定的。”然而,在国内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均获解决的情况下,满族区域自治问题却被长期搁置,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先后在辽宁、河北、吉林等省建立了一批满族自治县。

② 此处仅举二例。一是老作家冰心, 1979年读罢老舍遗著《正红旗下》,感慨系之,坦言“我自己小的时候,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冰心: 《读老含遗著〈正红旗下〉》, 《民族团结》 1979年第3期)  二是当代作家余秋雨,他的散文名篇《一个王朝的背影》,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篇为清朝和满族写的翻案文章,其中也谈到: “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好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清人的仇恨,提出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余秋雨: 《一个王朝的背影》,载余秋雨等著: 《一个王朝的背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81-100页。)

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已经一个世纪,而在社会的某些领域,依旧维持着对满族“不予落实政策”的深刻痕迹。① 在我们从事满族文化和满族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实际上时常会跟此种倾向不期而遇。它或轻或重地,构成了研究满族及其文化的障碍。关于满族,关于满族文化,迄今仍有相当多的事实与真相被历史的浮尘所遮蔽,为习见的偏执所误读。同时,在我们就某些满族文化及文学史料做出研究结论的时候,亦每每感觉到这种潜移默化然而却是相当顽固的社会舆论力量的掣肘。

① 不妨翻开当下仍畅销应用着的两部辞书,便可了然。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年联合出版)上, “八旗子弟”条目的诠释如下: “八旗成员的后代泛指贫图享受、无所事事的贵族后代。”而《现代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版)中对“八旗子弟”条目的释文也是: "享有特权而完全没有本领的名门子弟"。

20世纪,是满民族跌向命运低谷以及又逐步从低谷中间走出来的时期,就他们的社会形象而言,早已不再值得夸耀。可是,说到他们的文学,我们却很难用“低谷”这样的字眼儿来比喻它。本来,单就满族历史来看, 20世纪已不再是重要的一页。不过,为了诠释满族文学的流变,笔者却只能在本书的这部分“引论”当中,多写几行关乎到该民族的文学在这个世纪里走出来一些特出步态的因由。

下面需要说一说满族的口承文化。

我们知道,人类学视野中几乎所有的已知民族,都经历过漫长的口承文化发展过程。② 各个民族的文学有他们相通的内在发展规律。大约在人类原始社会内氏族社会末期的时候,在语言已经产生并较为丰富的条件下,民间文学,这种通过人们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即告产生。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已知的民族都有他们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从它问世的那一天开始,便成为切近和反映人们社会生活和思考认识的产物,成为表达和传递人们心理感受和审美情趣的产物。在人类共同体由野蛮、蒙昧逐步走向文明、智慧的不同阶段中,民间文学作为各民族的观念形态,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在由氏族社会向部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族民间文学曾伴随着初民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的更迭,先后出现了神话创作的繁荣和史诗创作的繁荣,并分别赢得了它们为后世无法摹仿无法替代的艺术价值。

② 谈到这里,总会有人以为我国的汉族有些例外。其实未必。只是汉族文化发展很早,创制文字及形成文献也很早,故而遮盖了其先民在久远而悠长的历史过程中以口承方式来传递文化传镜的事实。加之汉族文字产生以后, “文化官司”层出不穷,权威话语“一言堂”的情形古往来无时或已,这就不但排斥了“民间话语”,同时也排斥了“多元话语”。所留下来的文化史册上面,早已罕见初民与先民们瑰丽多姿的口承文化的原貌。

自肃慎时代起始,满族世世代代的先民,即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生存途径,捕鱼业、狩猎业和采集业,是他们在历史上长久维系的主要生产方式。而这样的生产方式,既是其物质生活基础,成为使该民族得以久远繁衍生息之保障,同时,也是他们精神生活的前提,该民族的成员就是在此种生存状态下,获得了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形态及行为准则。曾有民族心理学的一项研究结论证实,较之于传统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渔猎民族成员们头脑里边更少保守观念、更多创造精神与自主意识。① 况且,东北亚地区冬季长久高寒,夏天日照强烈,山岭纵横、地广人稀,满族先人生息在这样严峻的自然条件下,也就铸就了耐受严寒酷暑、不惧艰险困苦、粗犷剽悍勇猛奔放的民族性格。

① 张世富主编的《民族心理学》中谈到: “著名人类心理学家卡丁纳(A. Kardiner)认为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有一个产生于某种共享的文化经验的基本人格。社会上成年人的人格应该是由共同的文化经验塑造的,这种共同的人格倾向产生于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基本制度与传统的谋生方式、传统的家庭组成及育儿习惯有关。基本的人格结构又反过来产生文化的诸方面,现在经常运用的"基本个性'、“国民性”、“民族性”,等概念均是指某一社会中存在着的一套典型的个性特征。卡丁纳提出的这些观点被许多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田野工作得到了证实。如巴里(H. Barry)和培根(M. Bacon)提出,在畜牧和农业社会里,未来食物最可靠的保证是坚持既定的放牧和耕作常规,因为一旦失误就会影响一年的食物来源。但是在大多数渔猎社会中,一时失误只会影响一天的食物来源,因此墨守成规就不是那么必要了,就有可能鼓励人们的创造活动。跨文化研究也表明,农业社会培养的儿童往往强调顺从与责任,而渔猎社会往往强调独立与自力更生。” (张世富主编: 《民族心理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满族空间按：田野工作(field work)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核心，也是人类学学科的明确特征，既是一种实地获得文化理解的方法及其研究技术与工具的手段，还包含着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千百年间,满族初民主要依赖自然物产为衣食之源,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压倒一切的要务。因为生产力低下,人们诸知不可以去与自然力冒昧抗衡,遂在民族心理的深处生就了敬畏大自然、崇尚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特有心态。他们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认定世间万物有灵,就是由此而生成和获取的精神依托。民族先人们不仅要从事艰险的渔猎经济生产,还时常须面对部落纷争刀兵相向的存亡考验,他们于是特别笃信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为基本内容的原始宗教“萨满教”。

满族民间留存的口头文学作品,包括神话、神歌、说部、传说、故事、民歌和说唱文学等,既有自肃慎以来从历代先民那里传承下来的口头创作,也有在满族共同体问世之后的作品。这中间,更其具有自身特色和价值的,当属神话、说部和说唱文学。

满族先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体现原始萨满教的宗教观念,使讲述世间万干神灵故事的口承文化系统,尤其丰富发达与摇曳多姿。它不仅造就了该民族对于外部世界异乎寻常的想象力,也使其族众世代不败地葆有追逐带有奇思异想的叙事文学的嗜好。满族初民将“万物有灵”观念渗透到神话中间,把宇宙分为天上国、地上国和地下国三层,认为人类就是阿布凯恩都里(天神)比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在创世神话《天宫大战》里面,有着关于三位始祖女神阿布凯赫赫、巴那姆赫赫、卧勒多赫赫开天辟地并降伏恶魔耶鲁里的描述,情节跌宕起伏,色彩神奇诡异,体现着原始艺术的无羁与张力。而神话《女真定水》等则展示了洪荒时代初民们与暴虑的大自然周旋到底的坚韧精神。《长白仙女》是一则族源神话,称本民族是天上仙女来长白山天池躬浴时,误吞神鹊所衔朱果受孕,生下婴儿,这一故事后被改叙作爱新觉罗家族的始祖神话,仍为民间妇孺皆知。此外,有关民间神职人员萨满降妖攘灾的神话,也多有流传,其中最为典型的作品是《尼山萨满》。

神歌,是满族民间文学中的重要一支,大多是萨满们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的吟唱,内容多为恭请图腾神灵或者祖先神灵的莅临。神歌均用满语表达,即便后来本民族普遍使用汉语的条件下,这一状况也有充分保留。歌词极尽崇敬与歌颂的情感,一般地讲,其间所演绎的情节并不复杂。②

“说部”,是满族民间口承文化的特有样式之一。它是一种由满族及其先民世代传承的长篇叙事文学,在其民族语言当中被称为“乌勒本(ula-bun)",有传记之义。"20世纪以来,在多数满族群众中已将‘乌勒本’改为‘说部’或‘满族书’、‘英雄传’的称谓。说部最初用满语讲述,清末满语渐废,改用汉语或夹杂一些满语讲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各氏族都凝结和积累精彩的"乌勒本,传本,如数家珍,口耳相传,代代承装,保有民族的、地域的、传统的、原生的形态,从未形成完整的文本,是民间的口碑文学。” 说部在满族民众当中又被俗称为“讲古”,他们常说“老人不讲古,子孙失了谱”,体现出该民族重视自身历史传统延续的精神特点。说部作品常以本民族或本氏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题材,许多作品在传承目的上带有显见的教化性质。说部作品有的具有神圣性和特定性,是关于氏族内部祖先神灵或先人英雄事迹的讲述,只能在某个氏族内部封闭的处境下传播;有的则具有普适的娱乐性,可在广众场合演述讲唱,有几分相像于中原市井间的说书艺术。说部作品的篇幅都很长,往往须把整部大作品分成若干分部来逐次讲唱。由于满族传统文化留存在20世纪的特殊遭遇,说部作品的大量湮灭成了一个令人叹息的现实。目前搜集到的长篇说部,有《东海窝集传》 《乌布西奔妈妈》 《红罗女》 《金兀术的传说》 《两世罕王传》《东海沉冤录》和《黑水英雄传》等D,这些作品普遍表现出情节震撼人心、人物个性鲜明、语言气势夺人的文学价值。

①《尼山萨满》是一部在满族历史上广为流传的萨满教神话,描述了一位名叫尼山的女事满(即萨满教的女性神职人员),为了救人性命而去阴间夺魂的过程。在一个山村里,富人巴尔都·巴彦50岁时才得到的儿子塞尔古岱·费扬古, 15岁时进山打猎而不幸死亡。巴尔都为了让爱子重生,去求救于尼山萨满。尼山在一位助手的帮助下,穿戴上神衣神帽,带上神器,便上路了。她们如风疾行,连闯三关,才在阴间从尼山萨满的舅舅那里,把小费扬古夺到手。在返国的路上,她遇到了自己死去的丈夫,因为他已死多年骨肉早就腐朽了,便拒绝了帮他还阳的要求。随后,她们又路遇子孙娘娘,观看了地狱奉图城中各种悲鬼因生前作恶而遭受刑罚报应的情形。子孙娘娘让她回到人间把那些情形讲给大家听。尼山萨满回到巴尔都家,把其子的灵魂放还到死者的身上,经祷告作法,塞尔古齿·费扬古复活了。巴尔都很感激,以部分财产回赠尼山和她的助手。此后,塞尔古岱·费扬吉一生多行善事,结果子孙满堂,都居高官。

当然这里也存在特例,比如下面介绍长篇说部时要提及的《乌布西奔妈妈》,就是一部题材极为宏大、馆节异常曲折的、对民族始祖女神不朽业绩的传记性表达,同样也具有萨满教的神歌性质。

摘自：引言节选了前面部分

《满族书面文学流变》   关纪新 著

---------- 满学研究丛书，赵志强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