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 （一） 发展历史

满族[注 1]（满语：ᠮᠠᠨᠵᡠ，穆麟德：manju，太清：manju），全称满洲族[参 14][参 15] ，清代官称满洲[参 5]，因以红缨为传统帽饰，故有红缨满洲之名[参 16]，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也是通古斯民族中最大的一个支系，普查人口数量为10,410,585人[参 1]，为中国的第三大族群，仅次于壮族的第二大少数民族[参 1]。满族及其先民靺鞨、女真曾经在中国历史中先后建立渤海国、金朝和清朝[参 17]。目前满族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北及华北地区，以散居为主，其中居住在辽宁的人口最多。此外，河北、黑龙江、吉林、内蒙及北京等31个省市自治区也有广泛的人口分布。除了散居之外，满族也有自己的聚居区，如新宾、岫岩、青龙、丰宁、伊通、清原、围场[注 2]、宽城、本溪、宽甸、桓仁满族自治县，还有凤城及北镇两个享有民族县待遇的县级市和满族的民族自治乡镇300余个[参 18]。

族名来源

关于满洲（manju）这一族名的来历说法不一，清史学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参 15]。根据清朝官方观点表示，满洲之名源于文殊菩萨（梵语：मञ्जुश्री，Maṅjuśrī）[参 19]，乾隆帝还特别在其诗中自注以表示对这一说法的认同[参 20]。该词可能是经维吾尔语译为蒙古语，之后进入满语。努尔哈赤建国时，以满洲国（满语：ᠮᠠᠨᠵᡠ
ᡤᡠᡵᡠᠨ，穆麟德：manju gurun，太清：manju gurun）为名，取“文殊菩萨的土地”之意[参 21]。清史学者孟森也曾作考证来支持这一观点。他还进一步认为“满洲”之名与明朝中期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住有关[参 22]，并指出满住（满洲）是建州传统观念中的“最尊之称”。“满洲部族”正是“文殊部族”之意，是为当时建州女真人中自成的一种自名其部族之熟语[参 23]。

还有学者认为满洲其实是一个由man和ju连结而成的组合词。man来自于满语“mangga”（ᠮᠠᠩᡤᠠ），意为“强硬的”；“ju”（ᠵᡠ）为箭，因此满洲之意是“强悍的弓箭”[参 24]。此外还有民国学者傅斯年的“建州说”、章太炎的“满饰说”[注 3]、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的“勿吉靺鞨音转说”、孙文良的“蔓遮说”和“满洲江说”[注 4]等[参 26][参 27]。

发展历史

早期概况

肃慎的大致方位

主条目：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

满族的先人可追溯到先秦古籍所记载的肃慎[注 5][参 5][参 29][参 30][参 31]。他们发源于今长白山以北、东临大海的黑龙江流域[参 32]，以精于弓箭制造而闻名[参 29]。早在舜的时代，就曾向中原王朝进献“楛矢石砮”[参 33]。周武王、成王、康王时期，肃慎也曾派使者朝贺[参 29]。由于同中原王朝联系频繁，所以当时的人认为肃慎与燕、亳同为周王朝的北方领土[参 34]。

到了汉代，肃慎在史书中多作挹娄，但有时仍作肃慎[参 35]。当时挹娄诸部均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首领，一度受到扶余的支配[参 36]。三国时期，挹娄摆脱了扶余的控制和阻隔，重新同中原王朝取得了联系。他们所贡献的除楛矢石砮外，又以“挹娄貂”而闻名[参 37]。在晋朝之后，北朝史书又改称其为勿吉，隋唐之后以靺鞨为名[注 6]。在这一时期，扶余因在常年遭受鲜卑攻击，国力渐至衰败，最终被靺鞨所灭[参 38]。但此后，靺鞨又先后臣服于高句丽和唐朝[参 39]。96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仿照唐制，建立了有“海东盛国”之称的渤海国。唐朝末年，契丹兴起于辽，渤海与之作战不利而遭到吞并。此时，附属于渤海国的黑水靺鞨趁机向南扩张，后归服契丹[参 40]。因契丹人称其为女真而逐渐弃用黑水靺鞨之称[注 7]。契丹及其后身辽国将女真人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两类。熟女真数千户居住于辽阳，主要以耕种为生，受辽国直接管辖；而主要以渔猎为生的生女真各部仍然采取首领册封的方式接受辽国的统治[参 40]。

1114年，生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因反抗辽国的压迫而起兵，建立金国，同时联合北宋成功灭辽[参 42]。其弟金太宗吴乞买时期以灭辽之余威南下攻灭北宋，擒徽钦二帝，同南宋并立，后又一度迫使南宋称臣。金以燕京为中都，北至外兴安岭，南临淮河，东到日本海，西临蒙古[参 42]。在王朝的初期，统治者参考汉字和契丹文字创制了女真文。随着金朝的势力逐渐延伸，大部分女真人也随之进入中原。金朝统治者虽然尽力提倡使用女真语言文字、维持猛安谋克军事制度。然而，终因与汉人杂处，到了金朝后期，中原女真人的民族特点已基本消失[参 42]。1206年，蒙古成吉思汗崛起于大漠，开始向政局逐渐衰败的金国宣战。金国屡战屡败，尽失其北方领土，只得南迁汴京。末代君主金哀宗完颜守绪曾励精图治，但积重难返，始终无法扭转败局。1234年，成吉思汗之子、也是其汗位的继任者窝阔台灭金于蔡州。

元朝时期[编辑]

主条目：胡里改部、斡朵里部和李之兰

1279年，已改国号为元的蒙古大汗忽必烈完成了对南宋的征服。元朝统治者将其所属臣民依次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族群。当时，留居中原的女真人因民族特点的消失而被统治者归入汉人行列[参 42]；而生长东北、不通汉语的女真人则被视同蒙古人[参 43]。他们被编为诸多女真万户，由朝廷设置的辽阳行省管辖[参 44]，并开始广泛受蒙古语言文化影响[参 45][参 46]。

至元朝末期，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辽东地区也陷入了一个不稳定的局面[参 47]。由于元朝同高丽的特殊关系，当时有人口众多的高丽人定居辽东。随着元末朝廷统治权威的衰落，高丽还曾一度控制辽东[参 47]。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女真万户选择内附高丽，如努尔哈赤之先世、斡朵里万户猛哥帖木儿曾追随高丽大将、也就是后来的朝鲜太祖李成桂。李成桂代高丽自立后授猛哥帖木儿为万户，朝鲜太宗李芳远时期，又授上将军之职[参 48]。除了高丽之外，当时辽东地区还有木华黎九世孙、元朝辽阳行省左丞相纳哈出拥兵数十万于海西[参 49]。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同年，攻占元大都，元顺帝北逃，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终结。

明朝时期

主条目：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八旗制度和后金

1387年，明太祖以冯胜为大将军出征海西。作为故元在非蒙古地区最后的抵抗势力，纳哈出自觉难以维持，于是选择投降，明朝打开了通往辽东之路[参 49]。1388年，明朝收回高丽所据之辽东领土，并与其划界于鸭绿江，还阻止高丽对女真进行管制。高丽禑王上表抗辩，遭明太祖驳回[参 50]。永乐初年，胡里改万户阿哈出、斡朵里万户猛哥帖木儿相继入明朝见。此时，已经取代高丽的朝鲜王朝上表明廷，希望能够召回猛哥帖木儿，但明朝没有同意[参 51]。明成祖设置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军民指挥使司，分别以二人为指挥使[参 52]。后来，猛哥帖木儿等还随明成祖亲征阿鲁台[参 53]。随着阿哈出、猛哥帖木儿等人的入明朝见，女真诸首领归附之人也越来越多。明朝遂以“众建之而分其力”的办法，陆续设置384卫、24所、7地面、7站、1寨。朝廷还在此之上设立奴儿干都司管辖诸卫所，前期由海西女真人、内官亦失哈担任镇守太监经略该地区，后因长期弃置于1434年正式裁撤[参 54]。

1449年，蒙古太师也先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他在土木堡击败明军，俘获了率军亲征的明英宗。一些建州和海西的卫所趁机向辽东进攻以配合也先的军事行动[参 55]。然而，也有为数不少的女真卫所遭到了也先的攻击，许多女真世袭首领因遭到也先所部劫掠，失去了世袭的凭证，他们后来只能以中书舍人的名义进行朝贡，可获得的赏赐比之前少了很多[参 56]。自此，明朝对于女真的威信开始衰落，女真诸部逐渐失去控制[参 57]。一些首领如董山、王杲等甚至敢于公然向明朝挑战，劫掠辽东地区。也大约是在这一时期，女真文彻底失传[参 58]，女真人主要改用蒙古语为书面语言，一少部分则使用汉文[参 59]。当时女真人已大致形成建州、海西和野人三大部分。其中建州同海西从牡丹江流域逐渐南迁至辽东一带，并定居于此[参 60]。

1583年，出身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的努尔哈赤因祖、父被明朝误杀，以先人所留下的“十三副遗甲”起兵[参 61]，开始了他之后建国称汗的道路[参 62]。与之前一味臣服或选择同明朝直接对抗的诸多女真领袖不同，努尔哈赤起初仍然依靠明廷所授予的官职来发展自己的实力，表面称臣，暗中称雄，聪明地利用时局，逐渐在大体上统一女真、降服临近蒙古诸部[参 63]。期间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以凝聚部众，还令手下学者额尔德尼和大臣噶盖根据蒙古字母创制新的文字来拼读女真语（即后来的满文）[参 64]，逐渐解决了当时女真人书面交流只能使用蒙文或汉语所带来的诸多不便。1616年，努尔哈赤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赫图阿拉称汗，创立后金，建元天命。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正式誓师伐明，其后接连攻克开原、铁岭、辽阳、沈阳等地，并迁都沈阳[注 8]。后金进入辽沈地区之后，一方面下令收养归降汉人，另一方面却推行剃发、大量迁民、清查粮食、征发差役等弊政，激起了辽东汉人的反抗，他们有的逃亡，有的则针对女真人采取投毒、袭杀、暴乱等反抗方式，给后金在辽沈地区的统治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参 65]。对此，努尔哈赤采取了强力镇压的手段，许多汉人被杀，剩余则降为奴仆，编入庄田[参 66]。

1626年，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失利后不久去世，继任者皇太极恢复了部分汉人的原有待遇，同时开科取儒，使得汉人地位获得显著提高，缓和了后金内部女真同汉人之间的矛盾[参 67]。皇太极还将后金所属汉人和蒙古人等也一同编入八旗制度，创建了汉军和蒙古八旗。他们同满洲一样，也被称作旗人[参 68]。1635年，皇太极改族名诸申为满洲[参 69]。次年（1636年），又改国号后金为“大清”，去汗号而称帝，并改元“崇德”，追尊其父努尔哈赤为清太祖[参 70]。在皇太极统治时期，他曾几次率军绕道蒙古攻打北京等地，但终因明朝关宁锦防线的阻隔，始终无法对关内地区进行有效控制[参 71]。

清朝时期[编辑]

清太祖努尔哈赤朝服像

主条目：清朝

1643年皇太极去世，其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由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主持大局。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上吊自杀。不久，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协助下，清军顺利进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定鼎北京。此后，历经顺康两代20年左右的时间，清朝陆续消灭了残存的南明抵抗势力，完成对中原的征服。随着清朝势力向关内扩张，绝大多数的八旗官兵及眷属也“从龙入关”，随之定居北京[参 72]。这一系列举措曾一度使留守东北的八旗兵仅剩下1524人[参 73]。直到康熙年间，清朝与沙皇俄国发生了边界冲突，这使得统治者重新重视东三省的防务。他们开始有计划的使部分旗人向故土回流[参 72]。到了乾隆年间，东北驻防20余处，还有守护陵寝、围场、边门的旗兵总数已恢复至近5万人[参 74]。不过，如雍正帝所言，“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参 75]。” 北京始终是清代满族的“大本营”[参 76]。此外，还有一部分八旗官兵于关内各处和其他边疆要隘驻防，如江宁、京口、杭州、乍浦、福州、广州、荆州、成都、西安、开封、德州、青州、太原、宁夏、绥远、右卫、凉州等地[参 77]。使得满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本的分布局面，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参 78]。

在与南明等抵抗势力作战的过程之中，清朝统治者推行了薙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等弊政，造成汉人反抗不断[参 79]。连年的战乱导致人口减少、社会发展受到了阻碍和破坏。鉴于此，康熙帝亲政后逐渐取消了这一系列弊政。此时政局日渐稳定，旗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参 80]。不过，清廷始终以八旗为国家根本，实行差别待遇。旗人在教育[注 9]、科考[注 10]、任职[注 11]、律法[注 12]等政治、经济领域均享有一定特权，并与汉人隔离居住。在此基础上清朝统治者还进一步推出了“首崇满洲”的国策[参 85]，以强化满洲作为统治族群的地位[参 86]。

诸多优待政策的初衷主要是为了保证兵源、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参 87]。同时，这也导致满族受到束缚，居所不能远离本佐领之所在[参 87]；八旗兵役也使得许多人在各大战争中战死疆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满族人口的发展[参 88]；经济方面，满族也过于依赖八旗制度，清廷除兵差外，仅允许旗人在所属旗地务农，这使得以京旗为主、已经适应城居生活的满族在清朝中期开始出现生计问题[参 89]。几代皇帝都尝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但终因不肯放任旗人自行谋生而均告失败[参 90]。此外，东北满族因保持八旗兵农合一的习俗，始终没有产生严重的生计问题[参 91]。自乾隆末年，清朝开始走向衰落，并且在之后一系列与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接连失败，陷入内忧外困。这期间，在与汉人的交流中，满族逐渐接受汉文化，被视为立国根本的国语骑射遭到废弛[参 92]。清末民初时，仅有黑龙江齐齐哈尔和瑷珲一带还有满语使用者[参 93]。

1907年，清廷即将实施预备立宪，以期维持统治。期间，正式宣布废除旗汉界限，取消旗人诸多特权与束缚，与汉人一体对待，但为时已晚[参 9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接受优待条件，宣统帝退位，清朝的统治至此终结，中华民国建立。由于民族宿怨的累积，在革命党人起事的过程中，西安、杭州、江宁和武昌等地都发生了针对八旗军民的屠杀事件[参 95]。但也有一些地方采取了和平解决的办法，在四川，成都将军玉崑和一些满族官员同当地的汉族士绅关系融洽，许多满族官员甚至同情革命。在满汉双方的努力协调下，成都驻防旗军与四川大汉军政府达成了和平易帜的协议，满族获“优予保护”，“始终未妄杀一人”[参 96]。广州和福州也大致和平解决[参 96]。在满汉民族交流融洽的东北地区，旗人出身的革命党人张榕、宝崑等还提出了“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提倡联合满族共同起事[参 97]。在武昌起义之后，活动在满族比较集中的东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分头秘密集会，共谋起义，促动关外三省独立”。满族革命志士奋起响应，投入到革命之中[参 98]。

民国至今

参见：满洲民族主义

载涛现代新式军服像

民国成立之后，满洲正式改称满族[参 99]，成为中华民国“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成员之一。当时满族的境遇已大不如前，许多人不得不将名字更改为汉姓汉名，靠隐瞒族籍以避免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参 100]。京旗满族通常用组织协会、社团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当时八旗各有“生计处”以寻求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的途径。除此之外还有满族同进会、八旗生计维持会、宗族生计维持会、旗籍生计研究会、共和旗族生计同仁会、两翼八旗生计研究会、内务府三旗共和协进社、外三营生计协进会、八旗生计讨论会，还有一些小型的知识分子集会，主要讨论生计、就学、就业和民族不受侮辱的解决途径[参 101]。

抗战时期，京旗满族人郭岳昆组织了满族抗战建国会，不久被日本宪兵侦破，遭到解散[参 102]。抗战胜利后，由溥儒主持创立满族文化协进会，后改名北京满族协会[注 13]，大部分为原满族抗战建国会会员，他们继续为满族获得平等待遇而努力，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局限仍然收效甚微[参 103]。不过，在满族协会对会员的登记过程中，将他们的老姓、所冠汉姓、职业、生活情况等信息进行了记录，这些信息为日后的满族研究，尤其是京旗满族姓氏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参 104]。

同京旗和关内各地的满族不同，东北满族大多保有前清时期的旗地，同时也早与汉人一样从事其他职业，此外，满、汉之间关系融洽，因此并没有像关内满族一样遭遇民族和生计问题[参 105]。当时东北的政局也比关内稳定[参 106]，主政者张作霖并没有对满族人趁火打劫，而且东北的皇陵、旗地甚至一直由满族自管直至1949年[参 106]。1931年，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延续，大日本帝国在东北建立了由其实际控制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以逊帝溥仪担任执政（后称皇帝）。虽然名为满洲，实际上却是一个包含当时东北各个民族的一个全新的国家[参 107]，所谓“满洲人”也指的是满洲国境内之人[参 108]。虽然有部分前清满洲贵族子弟如溥杰跟随溥仪，但也有许多东北满族，如陈翰章、白乙化、邓铁梅、赵侗组织起义军反抗日本在东北的实际统治[参 109]。在抗日战争中也有许多国军满族军人如佟麟阁、吴克仁为国捐躯。

1952年，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承认满族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恢复了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应有的待遇[参 110]。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还对满族和清朝给予了公正、客观的评价[参 111][参 112]。1956年2月18日，国务院曾发出通知，下令今后在行文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称谓；通知指出，“满清”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当时封建统治者言这一段历史遗留下来的称谓，为增进民族团结，今后除引用历史文献外，一律不准用“满清”这个名称，将满族人民和满族统治者区别开来[参 113]。许多之前隐瞒民族身份的满族人恢复了民族身份，满族的人口数量也因此成倍增长[参 114]。满族自进入民国以来，逐渐发展成为清代旗人长期生活在八旗制度中，增长了共同的心理素质而产生的民族共同体[参 115][参 116][参 117][参 99]，是否拥有旗籍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识别满族的一个重要参考之一[参 118]，所以除了满洲旗人后裔之外，也包括几乎全部的蒙古和大部分汉军旗人的后裔[参 99][参 119][参 120]。然而，在清代被编隶于八旗的一些锡伯、索伦等部落在当代则成为了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不属于满族的独立民族[参 121]。此外，也有部分满族由于种种原因在民族识别时填报汉族，落实民族政策时亦未有更正。北京、华东、华南等地均有为数不少的满族填报汉族[参 122][参 123][参 124]。

1980年代，新宾、岫岩、凤城、青龙、丰宁、伊通、清原、北镇、围场、宽城、本溪、宽甸、桓仁满族自治县相继成立。1994年，凤城、北镇改为县级市，但仍享有民族县的待遇。此外，还相继恢复或建立了满族的民族自治乡镇300余个[参 18]。同一时期，政府和民间组织开始重视对满族文化、语言的保护和拯救[参 125]。尽管形势并不乐观，但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自1990年代起，满语开始进入了东北各地满族中学和小学的课堂[参 126]。在21世纪初期，因为全球化与互联网影响，满族的文化自我认同逐渐恢复，在中国，有越来越多满族后裔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学习满语与满洲文化[参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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