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欧立德:“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 （下）

第二个问题，大清国是不是一个帝国（empire）？

中文里本来并没有“帝国”一词，直到清末才有人开始用“帝国”来指代大清。因此，与奥斯曼帝国、罗曼诺夫帝国不同，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术语来论证大清是否具有帝国性质，还需要根据大清国在制度上的一些特点，从对清朝中央与边缘关系的模式入手，来探讨大清的“帝国性”或曰“帝制性。”

“新清史”对“帝国”的理解与国内大多数学者惯常的理解不同。在将中国作为“帝国”来考虑的时候，西方人往往会转向他们更为熟知的罗马。罗马最先的独裁者屋大维（前63—14）和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的做法，都是将不同的人群、语言和信仰体系汇集成一个单一的、但又有着不同组织结构和不对称的政治秩序的整体，称之为“imperium Romanum”。Imperium即“超越势力”，意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势力，也就是主权，是为专制者一个人所有的，也包括一种神圣的含义。作为一种政权构成形式，这种帝国的概念不仅基于征服、而且基于所创建的能够“有条件地包容差异性”的“主权分层”体制，以及在这个体制之上建立的法律和管理体系，这是将帝国与民族国家区别开来的关键。这个概念在近年来的社会理论中已经出现了。[37]

我们认为，这种对帝国的理解也非常适用于对清王朝的分析。不仅清朝八旗劲旅的武力征服符合“超越势力”之义，同时，比起此前的明王朝，清朝显然享有族群的多元性和更广阔的疆域范围，这一现实也为清朝涂抹上了帝国的色彩。就像其他曾在中国创立的“帝国”一样，清国也用“天命”作为其政权合法性（“正统”）的基础，控制被它一统的领地（天下，拉丁文会说orbis terrarum）。不仅如此，有赖于近年来对其它前近代帝国研究的学术成果的启发，我们发现了更多可以将清视为一个“帝国”的视角，这些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论证的更多方法，但在这里，我们仅以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与行政为例。

简单地说，清朝管理内亚边疆（满洲、蒙古、西藏和现在的新疆地区）的政策，是一个混乱复杂的集合体。由于各边疆地区是在清朝前半期（大约从1618年到1758年的140余年间）次第纳入清朝版图的，有着各自特殊的状况，所以清朝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状况制定的特殊政策，以及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所作的进一步调整，就构成了这个政策集合。清朝中央政权采取弹性的统治政策，随时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也任用当地的主权或宗主权系统来进行统治。此外，清帝国的决策者还采取分而治之的措施，尽量把各个族群互相隔离，让他们仅仅对中央效忠，以维护清廷在边疆地区的统治。为达到此目的，朝廷采用了各种方式，如编纂地图，撰写人种志，编纂各种典章制度和则例等等。不同地区行政系统的差别，以及它们与内地行省的管理体制有天壤之别的事实，正是“帝国”式管理体系的标志性特征。而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我们才能够摆脱“大一统”的陈说，进一步了解“清朝式”管理政策与其他帝国的同异，并且发现它不同于他国的特点。

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大清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新清史”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清代的各种制度和观念与历代中原王朝相比，有很多相同也有很多不同；除了接纳中原汉族王朝的传统以外，满洲统治者也吸收了内陆亚洲政治传统的许多因素。[38]所以，“新清史”主张要重新思考清代在中国历代王朝替代过程中的地位，强调清朝并不能被漫不经心地定性为“又一个中国王朝”，因为它有它的独特性。当然，不仅仅是清朝，而是每个王朝都有它的独特性，也都是独立的政权，所以每一个王朝都存在着与“中国”的关系，也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地深入地思考。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个王朝都拥有自己具体的历史性存在和性质，但是“中国”却与每个具体的朝代都不一样，它是一种超越历史的、比较笼统而容易改变的信念和概念。

对“中国”的这种解释，是“新清史”诸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概念只是一种设想、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作为一个持续进展的具有不同形式、实践和理念的合成体，“中国”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纯粹的中国或纯粹的“中国性”。所谓“中国”和“中国性”是历史的产物，而历史是多样性的，而非一贯统一的。对“中国”抱有这一看法的，并不仅仅是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对此也有不少论述。葛兆光就说过：“应当承认，有时候，中国大陆学术界以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属空间为古代中国来研究历史的习惯，确实会引起一些问题的。”[39]他并且强调：“……因此可以承认，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因为不仅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40]

“新清史”对清朝的种种定位，也都是从这个基点上阐发出来的。笔者之一欧立德就曾明确表示：

也许“新清史”要提出来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同于中国？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一个“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 部分“新清史”的史家因此倾向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线，避免仅仅称呼清朝为“中国”，也不仅仅称呼清朝皇帝称为“中国皇帝”。[41]

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直截了当地强调：

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我在某种程度上赞同这样的看法，因为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有助于让我们更敏锐地注意到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更不用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不同政治实体。……然而，我承认我同时也会担心把这条“清朝”与“中国”之间的界线划得太过明显。[42]

一石激起千重浪，当时的与会者对此的反响不一，有的将其视为一种挑战：“经历过‘新清史’挑战之后重新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43]也有的被这种“挑衅”所激怒：

他们（指“新清史”部分作者）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已经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

它会带来互相关联的双重危险：一是破坏长期居正统地位的中国历史一元叙述，二是动摇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44]

于是，原来仅仅是对清朝性质的学术性讨论，就演变成了政治化的热点。看法更尖锐的是黄兴涛，在《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一文中他说：

清代满人是否认同与如何认同“中国”，这在以往的国内学术界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不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但对于美国“新清史”来说，这却无疑是一个需要明确提出并给予认真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在被称之为“新清史”的学者当中，喜欢像罗友枝那样笼统地强调整个清朝统治期内“大清国”与“中国”为两回事者，差不多已成为一种流行观点。[45]

这种本来“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不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却被“新清史”学者作为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提出来，这看来就带有某种“挑衅”意味了。所以黄教授又说：“若其所指为入关以后260 多年间的大清朝，或至少包括入关后的整个阶段，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而难以理解—无论将它如何‘复杂化’，都是如此。”这一批评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似乎已成公论。

按照这些学者的看法，即清朝入关以后或至少从康熙时代开始，满洲人就已经完全彻底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大清就是“中国”的一个新朝代，也即认同自己统治的整个国土范围为“中国”了：“在入主中原之后，满洲人皇帝正式以‘中国’自称其全部统治区的国家认同便加快形成了。”在下文中，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清代前期在处理与域外的关系时，用“中国”二字指代全国领土是很普遍的现象。[46]对此，“新清史”学者似乎并无异义。但笔者认为，在民族国家时代之前，国家名称的用法本来并不是一贯的，其含义多少有些偶然性、随意性，必须联系特定的语境，才能确定它的所指。郭成康就曾经提醒我们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只是与西方国家的接触之后，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47]

“新清史”所希望的，不是要问“清朝是否等同于中国，”而是希望使有关“中国”的概念更为历史化（historicize)，而不要把抽象的“中国”符号和具体的“大清国”（或者大明，大唐国等）混为一谈。事实上，一百多年前，这些就已经是中国思想家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并没有把“清王朝”等同于“中国”，梁启超甚至表示，“中国”从来不是国家的名字。[48]这正与我们前面引述的葛兆光等人所说的“中国”是不断演变的概念相一致。黄兴涛自己也意识到这点，他说：“殊不知康雍乾时代及其以后的中国已非昔日的明代中国，而是被清帝、满洲人和汉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认同、又加以再造过的中国。”

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引述一段罗新教授对于内亚史研究的相关议论，因为他的观点正好补充并印证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内亚史自成一个历史系统，它绝非必须依附于中国史才能成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内亚史从来就没有、或绝少有可能不与中国史发生或浅或深的接触、交叉乃至重叠。完全脱离了中国史的内亚史，甚至不可能被记录、被叙述、被了解，而成为永久消失了的过去。同样，中国史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内亚因素的参与，这种参与有时甚至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争论“清朝是不是中国”、“元朝是不是中国”、“辽是不是中国”、“金是不是中国”、“西夏是不是中国”、“十六国北朝是不是中国”，还有什么意义呢？[49]

历代王朝中的哪一个是“中国”，哪一个不是中国，这确实是一个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伪命题，是只有在政治上才有意义而在史学中并无意义的。

第四个问题，“中国”与“中国性”的近代性

如果辛亥革命前后的人士，也就是生活在满洲统治下的清朝的人士，尚且可以看出“大清国”和“中国”之间存在一个距离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更有必要认真面对这个事实，而不是以其“不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而忽视它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早在清亡之前的1901年撰写《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就呼吁“中国苟欲图存于生存竞争之大潮，其唯‘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可循。”得到知识界的群起呼应。以西方“国族国家”（nation-state）为典范，着手从事于中国“国族”的塑造，包括提出一套以黄帝为中心的“符号政治”，打造出一个新的国族——汉族，进而构建起近代中国国族意识的活动，就此而轰轰烈烈地兴起。这一过程曲折复杂且内涵丰富，叙述这一过程又不是本文重点，好在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并有大量成果出现，这里就不拟多谈了。[50]

至于有人将当代中国的合法性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认为“新清史”动摇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表明很多人对于共和政体与帝制的区别，对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与帝制下的臣民与朝廷之间的关系有何不同，对于创立共和国的民本思想等等问题还是缺乏一些必要的了解。这种说法，也使一些西方学者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本来以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和1949年之后在巩固国家统一发展的努力下取得的种种成就，却没想到会与外国史学家们对清朝历史的解释做出这样的联系。

四关于新清史的后设话语（metadiscourse)：在二十一世纪如何书写中国的历史？

有人在谈到人大清史所编选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论文集时，做过如下概括：

这部论文集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新清史”的态度，那就是“不敢苟同”。尽管大家都承认，“新清史”给清史研究带来了不少颇具启发性的论点，可以纠正以往研究中的若干偏差，但是——几乎所有中国学者谈到“新清史”，都要加上一个“但是”——对于“新清史”刻意强调清朝与中国历代王朝的区别这一点，多持保留态度。[51]

说几乎所有中国学者谈到“新清史”，都要加上一个“但是”，未免有些一概而论。将“中国学者”作为一方，“美国学者”作为另一方，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一种研究范式，这样以国别来划分研究者的立场，本身就是不符合学术精神，也不利于学术的深入发展的。事实上，中国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中，有不少人对“新清史”的态度相当积极，而美国学者中也有人对这种学说持不同意见，不仅何炳棣一人如此。[52]

也曾有一些学者对“新清史”做过概括性的论述。如王睛佳说：“‘新清史’的研究，与当前西方史学界寻求突破和解构民族-国家史学这一近代史学传统的努力密切相关，而这一努力，又是他们希求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史学研究模式(包括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明清中国的研究，成了美国中国学家和中国历史研究者之间相互取长补短、斟酌商榷的最佳领域，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关心的课题，那就是如何用中国历史的事实，质疑和挑战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发展途径。”[53]

引用这段话想要说明的是，对于如此重大和丰富复杂的问题，“新清史”学者也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也许在接触更多中国史料和现实之后，会有推翻定论的可能。而中国学者更是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着有更多高水平、高质量的探讨这一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的成果诞生。

对于本节标题，亦即在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的问题，我们提出几点我们的看法，以供同行们思考：

（一）如何面对西方学术观念与理论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新清史运用的理论、视角与方法，思考的问题与得出的观点，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上。此话不错，但问题在于，有关“国家”、“民族”、“汉族”、乃至“中华民族”这一系列的名词和概念，本来就是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接受西方理论和观念提出来的。所以，只因为“新清史”的出发点与西方的理论体系有关，就确认它不适用于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少说服力。

如何面对西方那些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令人应接不暇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这个问题多年来或隐或显，在学术界却始终存在，在如何对待“新清史”的问题上变得尖锐和敏感起来。有人将其视为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认为中国学者迄今难以理解西方学术中不断挑战旧说，并将其视为学术基本精神的观念，相比之下，中国学者更愿意“沿袭”传统。[54]也有中国学者提出，中国学者研究清朝史，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传统与实际，坚持研究的主体性，才能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至于目前颇为流行的那种将西方理论方法观点盲目照搬，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对本国研究却抱着虚无主义态度的倾向，显然不值得提倡。

很多人同意这种说法，但笔者这里不肯苟同。这个问题，应该说包括了两层含义：

第一，所谓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传统与实际，坚持研究的主体性，才能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事实上，建立在异文化观察上的异文化研究，不仅是人类学的宗旨，这其实也是史学的原则，因为史学研究的是过去，而过去是任何今人也进入不了的另一个世界，恰如从事异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家一样。所以有“历史是异邦”的说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对于任何人，本国的也好，它国的也好，都是同样的异邦，都是公平的。如果认为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来坚持研究的主体性，那么是不是说，美国人不能研究中国史，中国人也不能研究欧洲史，甚至河南人不能研究河北人的历史呢？这无异于说，不同地域、不同国别的人之间很难有沟通的可能性，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虽然不是中国人，照样可以研究中国历史，但还应该承认的是，不同国家、或者国内不同民族的学者，会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受到自己文化背景、民族背景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他们的“文化关怀”往往是不一样的。例如，民族、族群以及帝国等问题，是美国学界而不仅仅新清史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并非针对中国。而中国学者也会有自己更关注的、与自己现实世界联系更紧密的问题，这并不奇怪。而不同的关怀，促使学者们从更多元的视角看待清朝的历史，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也是对中国清史研究的一种启发和促进。[55]

总之，当我们评判一项史学研究成果的好坏、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或理论的成败时，标准应该首先是它在学术上的价值，具体地说，它征引的史料是否坚实可靠、它的分析是否规范合理、它的结论是否给人以启示，至于它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中国还是外国、是否“建立在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上”，反而应该列为其次。试问，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吗，它难道由于是来自外国，就与中国的国情格格不入了吗？

即以施坚雅为例，他以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为中心创建的研究模式尽管获得中国学者的广泛赞誉，有些也成为中国学者用来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范式，但对他的著作、对他创建的模式的质疑和批评，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乃至其它国家，都一直存在着。对于这些批评，有学者认为“面对施坚雅，更应该反思的似乎是我们的知识和思维中究竟是什么缺席了，为什么会是这样。”[56]“西方学者可能不懂中国，更难以将中国国情穷形尽相，但是，施坚雅模式提醒我们，早应该对明清以来就有的认识框架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应该是多学科多层面的，尤其是历史学的反思必不可少，因为施坚雅模式的主要基石就是国人所称的中国近代史。”[57]后者更多强调要反思自己研究的不足，持的是一种很为理性和客观的态度，也为学界所普遍认同并接受。我们认为，对于“新清史”，何不也参照一下这种态度呢？

对于这个问题，党为的说法在年轻一代中可能更具代表性：

由于我们现代的知识体系源于西方，目前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似乎也只能在西方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自我表述，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的西方文化，如今在全球化时代之下，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已经成为文化本身，成为我们的当代历史与现代经验的组成部分，从而当代中国的问题也变成完全是整个现代性文化自身的内部问题。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58]

（二）超越政治，可能吗？

有学者发表议论说：“国内学者对新清史问题有所回避的关键，不是其所运用的范式、理论或视角，而是新清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及其得出的结论挑战了国内清史研究的既成观点。” [59]虽然说国内学者有所回避并不尽是事实，而且新清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的结论，正是来自于他们所运用的范式、理论或视角，但他也确实指出了问题所在，那就是“新清史”挑战了国内清史研究的既成观点。这些既成观点，包括上述引文提到的“大一统”、“中国认同”以及“满洲汉化”、清帝国性质等等，都是最根本性的、被中国史学界视为公论、多年来习惯于以这种公论进行思考、撰写文章并教育学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提出挑战，颠覆了中国百姓从小学到的，从来都以为是最自然不过的常识，所以受到冷遇、质疑甚至提到政治高度进行批判并不奇怪。

将“新清史”学者的一些论点提到了“背后有政治目的”的高度，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界对待西方各种学说、流派时比较少见的。尽管也有学者呼吁将这种讨论置于学术范围之内，但怀疑与反驳之声也不绝于耳，恰便似上引文章的标题：“‘新清史’之争，超越政治，可能吗”？

该文认为：

本书的编者曾在其他场合表示，希望将有关“新清史”的争论置于学术范围之内，避免将其政治化（《清朝的国家认同》序言），《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证明上述理想近乎自欺。“新清史”的某些重要论著至今还不能在国内翻译出版，一些论文还要因为“语境的不同”而作删节，甚至相关的学术活动也曾经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在如此剧烈的思想交锋之下，幻想将讨论限制在纯学术领域是完全不可能的。更现实的做法也许是，承认相关议题中的政治因素，但在讨论中分清楚哪些是学术的进路，哪些是政治的考量。[60]

这段话说得很诚恳，甚至也很大胆，所涉及的问题已经逸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对于单纯的学者来说，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也就是说，当这个问题被提到“政治化”的高度以后，“新清史”对于清史研究本身来说究竟有没有意义已经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作为“中国”学者应该站的“立场”了。

笔者二人数十年治史的主要方向，都是清代八旗制度和满洲认同问题，却从未料到这个问题在今天会变得如此敏感。不可否认的是，清史本身确实早已政治化了，不仅是清史，所有的历史，包括像夏商周那么久远的历史，都带有很强的政治因素，这种倾向从上个世纪开始，就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潮流。美国德州大学的李怀印教授在他撰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新著[61]中说，自从“五四”以后，写历史变为一种要显示自己政治思想的途径，而不是自己对于过去的理解和解释。无论是1930年代、1950年代，还是1970年代，无论是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都变成了服从于政治的工具。李教授认为，在20世纪中国的两个领域（历史、政治）之间，从来没能取得一个比较良好的、稳定的平衡。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学家终于可以开始脱离开政治、相对自由地寻找相对客观的解释架构与方法论。直到1990年代以后，与中国在经济上根本翻身的同时，以前的模式和典范被颠倒了，却仍然没有找到新的模式来代替它。

李怀印认为，为解决这一危机，历史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寻找可以被历史学恰当使用的模式的阶段，这个模式，就是全球化。我们同意李教授的意见，但还要强调的是，史学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它的去政治化，而是刚好相反，现在的政治家更加依赖历史，尤其是清史，来达到政治上的诉求，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开始将目光回溯到清朝，来寻找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基础。

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如何书写清史，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正像这种政治化的气氛会给史学家带来某种困扰一样，“历史化”也同样会令政治家头痛，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中国历史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内学者对于新清史的反应是各种各样、褒贬不一的，国外学者当然更是如此了。

尽管问题变得如此棘手，但书写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凸显出来。每个国家的历史叙事对那个国家、对全世界都很重要，而世界上的强国更是如此。正如布朗大学德国历史教授巴托夫所说：“当一个强国以它的过去作为决定国策的参考点（或者有如此的姿态），那么那强国的过去（或者对过去的理解）就要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62]在当今中国，这正是“中华复兴”、“盛世修史”等口号背后的思路。

结论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阐述的那样，“新清史”提出的诸多结论虽然都给人以启发，但对于中国学术界的最重大的意义，或许还不在于它的这些结论，而在于它提出了诸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像所有的新理论、新范式一样，“新清史”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国内外学者对它的批评和质疑也从未间断，其中有些针对的是某部具体著作、某个具体作者阐述的具体问题，也有些则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首先，虽然“新清史”提出以满文等非汉民族语言形成的档案史料的重要性，但他们中很多人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他们很多研究的结论并不是来自这些非汉民族的史料而仍然是汉文文献。而且，由于真正能够运用满文或其它非汉文史料研究所出的成果并不多，所以直到现在，这些史料究竟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在哪些重大问题上是因利用了这些史料取得的突破，呈现得仍不够充分。

其次，“新清史”的有些作者由于把握语言和文献阅读等各方面的限制，出现一些“过度阐释”的问题，举例来说，他们强调满洲皇帝与传统中原王朝的皇帝不同的时候，总好以蒙藏等族首领将其称为“大汗”为例，但仅仅凭借这个称呼，而不进而以相关制度、事件为证据，是不足以充分说明在这些族群中满洲皇帝的真实身份的。至于一些著作中出现的对史料理解、阐释的“硬伤”也在所不免。

第三，某些“新清史”学者过于强调清王朝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性，但事实上，正如罗新教授在《内亚视角的北朝史》一文指出的那样：“新清史所引发的‘清朝是不是中国’的争议，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清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十分特殊，与其他历史阶段迥然不同。其实，中国历史中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内都存在类似清朝的问题，而另外一半时间中国史又与内亚史有着无法切割不可分离的重叠。……内亚史从来就没有、或绝少有可能不与中国史发生或浅或深的接触、交叉乃至重叠。完全脱离了中国史的内亚史，甚至不可能被记录、被叙述、被了解，而成为永久消失了的过去。”这个意见确实切中要害，只是要真正做到这点，亦即将对清史的研究与对清朝之前诸多王朝的研究贯通起来考察，是以个人或几个人之力难以做到的，需要清史学者与研究其它各断代史乃至内亚史等众多学科学者进行深入广泛的交流，我们期待日后有越来越多学者加入到这样的合作之中。

第四，一些美国“新清史”学者与中国学者交流不够，对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成果不甚了解，甚至茫然不知。

但是，“新清史”确实打开了一条路，一个新的视野，很多人从这个视角，已经看到了很多以前未曾关注的问题，无论中国学界对它采取什么态度，它造成的影响已经不可忽视。而“新清史”从面世到如今，已经走过了十多年，它究竟会不会到此止步，会不会继续发展，或者说，它是否还有未来，这取决于年轻一代、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学者对它的接受和理解程度。从目前来看，无论是中国年轻学者包括博士生、硕士生对“新清史”的关注程度上，还是从美国攻读中国史的学生的论文选题上，都可以看出“新清史”强劲的发展势头。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学习满文满语，注重满文档案，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研习清史的学者和学生的共识，并在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种新局面，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还会呈现得更清晰。此外，“新清史”还提醒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要注意打破“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界限，因为要对清末民初那段历史有深入了解，不了解清朝前半期的和内亚的历史，是不可能做好的，反之也是一样，研究清朝早期历史的学者也有必要与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更多地交往、沟通。

最后我们还想说的是，“新清史”提醒我们，在21世纪这样的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学术也必然像中国的经济一样走向世界。将中国历史的变迁从全球的、世界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已经不再是一种空谈，而是一个趋势，这是所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无论国内国外的，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和西方学界对“全球化”的理解和认识还有相当大的、甚至难以调和的距离，而且在诸多关键性的问题上短期内不仅难于达成一致，甚至无法对话。但是挑战毕竟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史学家是仍然埋首于自己研究的具体课题，还是自觉地把“小历史”与“大历史”结合起来，已经是希望“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63]的中国学者必须思考的事。总之，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对历史与历史学意义的基本观念和认识。总之，我们的历史是为谁而写，在未来的“后民族国家转向”的世界里，历史应该如何写，是本文在最后向我们自己、也向我们的诸位同行提出的问题。

原刊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116-146页。 转自象牙塔国史探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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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http://www.sohu.com/a/136721660_507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