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纪新]“后母语”阶段的满族

关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我们早已经并且还将继续面对一个“后母语”阶段的满民族。中国自古以来民族可谓多矣,但是像满族这样需要全方位思考和处理与汉族文化关系的民族,却不多见。改用汉语,成了世间认定满族“汉化”的口实。母语并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组成的全部,以为少数民族转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就会在文化上彻底否定了自我,不是很有道理的。站在当下观察满族,似可对当代满族的精神类型做出一些常识性的归纳。至于“后母语”的文化命题,也绝非今日之满族所独有。

　　关键词:满族;“后母语”阶段;文化选择;精神类型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0 - 7873 (2009) 02 - 0100 - 04

　　我们早已经并且还将继续面对一个“后母语”阶段的满族。

　　各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已知的所有民族,其初始时期,几乎都有自己的母语。从肃慎、勿吉、挹娄、靺鞨、女真,直到满洲,这一民族长链在漫长的历史延伸过程中,就曾经骄傲地拥有自己的母语。

　　然而,自从满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以来,其民族文化在客观生态环境的影响下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异,其长久葆有的母语遭受重创。

　　满族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始终需要直接面对的,便是比自身能量强大、丰厚甚至威严许多倍的汉族文化。满族问世伊始便跟汉族的距离贴近到了耳鬓厮磨的程度。中国自古以来民族可谓多矣,但是像满族这样需要全方位地思考和处理与汉族文化关系的民族,却不多见。惟其如此,满族的文化史在文化人类学方面所提供的罕见的标本价值,才尤其需要引发学界的充分重视。

　　翻开中华史册,文化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靠弓马征讨天下,进而入主中原腹地者,原不罕见。清朝定鼎北京前,这个起家于偏远乡野的民族,其统治者不但有过思考,还有过决策上的矛盾交锋。一种意见是,可以仿照蒙元,以民族故乡为战略根据地,进入中原后不必与汉族做过多的文化周旋,若不能长久驻足长城以里,索性撤回关外老家了事;另一种意见则是,既然进入中原就要有雄心远略,须在兵力短缺情况下举族内迁,将本民族战略大本营彻底移至燕京地区,并不间断向全国进取和伸展,持久地控制和管辖这个泱泱大国。结果,后一种意见成为最终的决策。

　　满族入主中原之初,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其天然、野性而又粗粝的精神特征十分彰显。带着这种文化进入关内的满族,全部人口仅有几十万,无法与已有近万万之众的汉族相提并论,其文化发展水准尤其比中原滞后许多。觉察了蒙元留下的殷鉴,他们不愿像蒙元那样成为一个短命的朝代,想尽办法要在帝国的政治中心扎下根。他们也曾为如何既获得巨大政治权益又保全民族根基,而寝食不安。他们意识到,以武力夺得的政权,无法仅凭武力长久维持;为了实现对偌大国家的有效掌控,必须向汉民族发达的文化看齐,获得精神统治者的牢靠地位。他们不甘心就此丢弃本民族诸多固有的特点,却又无法不向汉族传统文化领域大举挺进。两难之下,他们选择了在文化上破釜沉舟的路线。

　　自顺治初年起,清朝便以儒学为基础,设立学校,实行科举,使满族特别是八旗上层子弟,成为中原文化的拥有者。顺、康、雍、乾几代早期帝王,不遗余力地向汉族传统靠拢、学习,他们懂得这对于新兴的清政权而言是性命攸关的,学习的态度与毅力也是足堪慨叹的。经过不懈的努力,清代主宰者登上了“无限风光”的儒学传统思想顶峰,完成了自我文化形象的重塑,中原封建旧族中的绝大多数,开始心悦

　　诚服地为他们原本并不喜欢的这个异民族政权效力。满族主宰者们政治上踌躇满志,其掩盖着的,正是在文化上的岌岌然如履薄冰。古今中外任何民族都不愿意主动舍弃自身传之久远的传统文化。清朝历代君主,从始至终三令五申,强调固守本民族传统,强调长期持有“国语骑射”等满族习尚对本民族在新环境下存在的根本意义。然而,跨进中原不再回头的抉择本身,就意味着坠入并必须凫游于汉族文化的汪洋大海。

　　有清一代,“国语骑射”等满族的非物质文化及物质文化,显见着一层层脱落。至清末,原初的满族文化在汉族文化的步步诱导下,出现了大幅度转型。幸好,满族并未任由汉族文化洪涛的彻底“灭顶”,不算很低的智商和举世所承认的创造性帮了他们一些忙,使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向强大的汉族文化表达了别样选择,其独特的价值取舍没有被历史所完全湮灭,在日后中华文化的构建中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满族丢失母语,不能不说是这一自肃慎以来源远流长的族群最刻骨铭心的文化伤痛。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把主宰一个大帝国的重任临时寄存于这样小的一个民族的肩头,予取予夺,得失成败,本来是有其定数的。

　　满族丢失母语是有个过程的,也许并不像通常人云亦云的那样,到清代中期就不大有人会说满语了。一些资料证实,直至清末,京师的某些下层满族还在使用满语。 不过时至辛亥以后,关内满族民间的满语则肯定迅速销声匿迹了。因为当时存在严重的民族歧视,城市“旗族”中几乎全部的蒙古旗人、汉军旗人,以及大多数满洲旗人都被迫隐匿先前的“旗族”身份,自然不会有人再敢开口讲满语。20世纪中晚期,只有远在黑龙江流域与嫩江流域的少数村屯的满族人,还存在一些日常的满语会话。就其整体而言,满族确已进入了其“后母语”阶段。

　　改操汉语,成了世间普遍认定满族业已“汉化”的根本口实。 凭着大多数人的本能感觉,认为是否沿用母语,在鉴定民族身份上是可以“一锤定音”的,一个民族无论具有怎样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旦放弃母语便告一了百了。的确,我们从前长期奉行的民族鉴定的标准,也曾经把民族语言的存在和使用与否,看作是一应标准当中最重要的一项。让我们把视线首先集中到满族放弃母语的过程中,看看他们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文化作为。当然,在这里想历数满族既往哪怕是最主要的文化举动,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采取挂一漏万的方式,择取一两件有代表性的事情举例说一说。

　　想举的头一个例子是清代的木兰秋狝。清代的皇帝都是很忙很讲出勤率的,特别是康熙跟乾隆两朝皇帝,两人执政共计120年,穿梭似地南下巡视与北上秋狝,好像是精力过剩爱玩儿爱逛,其实他们那是在紧张地工作。他们是凭借着自己具备与中原民族和与周边蒙、藏民族各自对应的文化对话机制,既宣威又怀柔,以谋求社稷的长治久安。试想,假如清帝不曾学习汉文化,与中原封建阶级知识阶层缺乏对话接口,一再下江南就没有什么意义。同样也只有有别于汉族文化传统的满洲人,才能找出一条比较过往两千年单靠修筑长城来阻挡游牧民族入侵更有效的途径。他们借助于本民族的尚武文化习尚,通过亦庄严亦嬉戏的传统狩猎活动,展示八旗实力,既宣示国威,也传递皇恩,通过年年岁岁的木兰秋狝,达到安抚漠南、漠北蒙古乃至西部藏族的政治目的。清代前中期实施的“两京战略”(假使把承德看作是其“夏都”的话) ,是满族领袖人物发挥民族专长而创造性地治理国家的典型事例。这种准确地区别不同对象民族,以不同文化方式加以治理的文韬武略,可以说显见是满族智慧式的而非汉族传统式的历史大作为。有此等大作为,跟满族保持不保持母语,并没多大关系。可见母语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并不是其全部。

　　第二个例子,想说说满族的文化艺术。清入关前创制了满文,有清一代,满文创作也一直层出不穷。然而,美仑美奂的汉族文学对这个刚创制文字的满族的书写者来说,其诱惑是挡也挡不住的。顺治年间第一代戎马倥偬的满族将领里面居然已经产生了一批汉文写作之良才。文献证实,清代文人的汉文诗集大约总计7000种,其中仅只满族诗人的汉文作品集,就有600种以上。 这清代汉文诗坛上几近十分之一的作品创作量,足见这一过程满族文人汉文写作队伍之大与作品之多。按照某些人的习惯思维,一个民族的文学不使用母语写作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能被接受的。但是,满族的“精怪”之处恰恰是它即使是被偌大的“牛魔王”吞噬下去而后,还在传统汉文化的堡垒里头翻云覆雨地干了些个大事情。《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老舍,京腔京韵、京味儿文学艺术、国粹京戏,北京人优雅、大气和幽默的性情……都是他们被世间认定已经“汉化”后的非常作为。满族文学即便是用汉文写就,也呈现出来天然、质朴、晓畅、平易、诙谐、口语化和大俗大雅、雅俗共赏的风格,成为了现当代“京味儿文学”重要流派的基本来源。所以,以为少数民族转用了汉族的语言文字,就会在文化上面完全否定自我的说法,不是很有道理。

　　以往人们习惯于用大民族的眼睛看问题,与汉文化有所交流后的异质文化,则很少不被遮蔽。在我们这个中原主体民族人口总数超过90%的国度,以“汉化”的概念去解说诸多民族文化事项,是很容易出现的偏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认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满汉民族交流的不断加剧促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已成定局。现在的问题是,满汉之间还有没有差异? 抑或可以问: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是否“我还是我,你还是你”? 笔者和许多满学研究界的朋友一样,也时常想这个问题。不揣冒昧,想在这里抛砖引玉,简单地谈一谈一些颇不成熟的认识。

　　任何民族都在变化当中,只是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民族同其他事物一样,在彻底产生质变之前,其原有的质的规定性就会发挥作用。满族也是如此。积个人的观察思忖,窃以为满族虽较原初情态有了诸多的大变化,但就总体和本质来说,还依然可以分辨得出这个民族所维持和葆有的一系列旧有特征。站在当下观察满族,有些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或许并非全都适用。

　　首先,面对满族,我们不能再看他们吃何种与不吃何种食物,不能再看他们穿着何种与不着何种服饰,不能再看他们信何种与不信何种宗教,不能再看他们讲何种与不讲何种语言;

　　其次,我们也许需要更多地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精神归依,也许需要更多地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风度做派,也许需要更多地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生命持守,也许需要更多地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也许需要更多地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伦理观念,也许需要更多地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志好情趣;

　　再次,我们能够注意到,当代满族人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热爱自然、崇尚浑朴的天性,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古典情结和侠义性情,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自尊与体面、刚强与傲骨,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疏远经济活动、不擅商贸经营的习惯,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酷爱文化教育、嗜好文学艺术的风尚,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豁达、大气、优雅、雍容、散淡的处世特点,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幽默、调侃、风趣甚至于自嘲的人生态度,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集体主义、秩序意识、纪律观念、尊卑准则,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中华无上、国家至尊、大局为重的传统思维,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固守道德、重视伦理、不忘情份的人生选项,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善于学习、勇于创造、不甘人生虚度的传统性格……当然,可以肯定地说,这里所作的不过是对当代满族一番尝试性的归纳,这带有一定的冒险性质。

　　好在我们面对着一个多元阐释的讲坛,希望得到各方面的回馈与批评。其实,当代满族人的性情特征远不都是优长,以上各点即便多是从正面加以表述,其各自的负面效应也都是不难想象与推测的。曾有民族学者指出,像满族这样与汉族彼此交流特别深入的民族,其核心的价值取向往往反倒会比较清晰地存留于它的知识阶层和文化人当中。此话很有些道理,至于为什么,我想,其答案恰恰可能就存在于那个“与汉族彼此交流特别深入”中间。

　　最后要说的是,当笔者多少有点儿别出心裁地提出满族的所谓“后母语”阶段的话题的时候,个人的人文关注实际上并不只在满族一身。随着国家经济腾飞的加速,随着信息化、全球化进程的紧逼,今日之中国步满族后尘而陆续进入“后母语”阶段的少数民族不知又有多少! “汉化”的满族不再孤独。连蒙古族、藏族、彝族学人们也都开始痛心疾首地忧虑母语前景,相关言谈也是年年岁岁都能听得到了。

　　而更有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随着西风东渐日甚一日,具备几千年文明积淀的中华国族之核心———汉民族,不是也同样有其深深的文化忧思么。在当代中国,不同的然而又是众多的传统族群,其文化将向何处去? 君不见,“后母语”的文化命题,绝非满族独有。

原载《满语研究》 2009年02期

摘自：http://iel.zhongyan.org/news_show.asp?newsid=8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