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礼节式样较多。男子请安时,凡身着箭服者,先缀起马蹄袖头和袍服,将袖头垂下,左脚略微前移,右腿屈膝,略低头后逐渐起身。受礼者除家中尊长外,其余亲友需要半揖还礼,平辈要同样还礼[参 214]。除请安礼外,还有磕头礼。满族非常注重按礼式行礼,神明祖先三跪九叩,父母尊长一跪三叩[参 215]。每到过年,晚辈通常会磕四个头,长辈坐而受之。磕到第三个的时候,长辈会说一些祝福的话,否则不敢起身[参 216]。女子则施用万福礼,以两手按腿,行三叩首;或两手按腿,行三叩首后,以手加额头跪着点头,施以抚鬓礼[参 215]。满族十分尊敬长辈,平日里都要想尊长朝夕问安,长辈不让坐则不敢坐,没有命其退下则不敢退。有客人来,家中晚辈都要亲自接待客人、打杂。路遇年长之人要给其让路,待其通过后,才可走动[参 217]。平辈相见除了互相请安外还使用执手或抱肩礼。这些礼节在满族聚居之地至今仍可常见[参 215]。此外,满族还敬重犬和鸦鹊,不杀狗、不吃狗肉、也不使用任何狗皮制品;家门口竖有索伦杆,在杆上面的锡斗内放有碎肉来喂养鸦鹊[参 218]。
一位满族新娘
满族传统婚俗以一夫一妻为主,上层则素来有一夫多妻(平妻)的习惯[参 219]。清朝入关后,一夫多妻逐渐过渡成为一夫一妻多妾的汉族宗法制度[参 220]。满族结亲注重门第,但不计贫富[参 221],很少指腹为婚[参 222]。在早期,还有抢掠婚、妻姊妹婚、收继婚等北方民族的婚姻习俗[参 223],自天聪年间起,收继婚等开始被逐渐禁止[参 224],但妻姊妹婚一直持续至清末[参 225]。此外,同汉族一样,满族也坚持同姓不婚[参 226]。女子在早期还有从死、殉葬的习俗,入关后受汉文化影响逐渐转变为守节[参 227]。女性地位在入关前与男子几乎对等[参 228]。入关后,受汉族礼教的影响,地位有所下降,但相较汉人女子仍要高出许多。满族女子没有附属于男人的感受,在家庭生活中也始终有较大的话语权[参 229][参 228]。虽然清朝时期有旗汉不通婚的说法,但驻防八旗与当地汉人的联姻还是很频繁的。事实上,从康熙朝起,清廷就已经允许旗人娶民人之女为妻,主要禁止的是满洲旗女与民人男子的婚姻;而对于汉军旗人与汉人的婚嫁,在乾隆朝之后,则始终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参 230]。不同地区的满族婚俗略微相异。京旗满族婚嫁的步骤通常分为议婚、相看、庚贴、放定、嫁妆、迎娶、入门、拜堂、分大小、入洞房、吃酒、回门、对住月[参 231]。而东北满族的步骤则为问名、小定、请期、纳彩、开剪、送嫁妆、迎亲、装烟、回门等[参 232]。
满族的传统节日一部分是满族文化所固有的,如添仓节、太阳日、颁金节(满语:ᠪᠠᠨᠵᡳᠨ
ᡳᠨᡝᠩᡤᡳ,穆麟德:banjin inenggi,太清:banjin inenggi)等[参 233]。添仓节在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这一天东北满族人讲究煮黏高粱米饭,放在仓库,用秫秸棍编织一只小马插在饭盆上,意思是马往家驮粮食,丰衣足食。第一天,再添新饭,连着添三回。也有的人家用高粱秸做两把锄头插在饭上。这一习俗至今仍在东北农村保留着。太阳日为农历二月初一,这天是太阳,满族人会用面粉做糕点,上面放煡用粘米面掐成的花小鸡,寓意金鸡报晓,迎日出。颁金节是满族的诞生之日,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十三[参 15]。清太宗皇太极于1635年的这一天发布谕旨,正式定族名为“满洲”[参 69]。除了满族固有节日外,受汉族习俗影响,满族人也过春节、上元节、端午节等。
满族的宗教信仰比较多元化。起初,满族及其前身民族基本上以萨满教为主。清朝入关、接触中原文化之后,除了保留了一些萨满教习俗之外,满族人受中原民间信仰影响最大。佛教和天主教也各有一定影响。当代满族以无宗教人士为主。
主条目:萨满教
满族的萨满教历史由来已久,对满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清兵入关之后,尽管满族民众普遍接受了中原民间信仰,但仍保留许多萨满教遗俗。主要体现在灵魂信仰、叫魂、追魂、图腾崇拜、梦魇信仰、善人神化等方面[参 234]。由于清朝统治者视宗教为一种笼络其他势力的手段,故并未给萨满教这个本民族的宗教施以特惠[参 235]。除了清代宫廷内的坤宁宫祭祀和宫内堂子祭祀之外,北京没有萨满祭祀之所[参 235]。因此东北一直流传着萨满和藏密喇嘛斗法,以及皇帝帮助喇嘛迫害萨满的民间传说,这些都是萨满教徒对本族的皇帝怀有不满情绪的体现[参 235]。
因为女真人在金朝时期就开始受渤海、高丽、辽朝和宋朝影响,已有佛教流传[参 236],所以满族对佛教并不陌生。清朝皇帝素来有“佛爷”之尊号,西藏亦视其为文殊菩萨化身[参 237]。努尔哈赤、皇太极均与藏传佛教之格鲁派有频繁接触[参 238][参 239]。其后的皇帝都有较高的佛法造诣,尤其是顺、康、雍、乾四帝,顺治曾拜玉林通琇为上师,命宦官吴良辅代替自己出家,雍正更是苦读《金刚经》,精研禅宗,法号圆明居士,还著有《拣魔辨异录》。然而,藏传佛教主要是清朝上层笼络蒙藏贵族的一种手段,与普通满族民众的信仰关系并不大[参 235],满族一般民众的信仰,与汉族混合汉传佛教的中原民间信仰,可说是相差无几,往往焚香礼拜释迦如来、药师如来、阿弥陀佛、白衣观音、地藏菩萨等。
入关前,满族已开始受到中原汉族文化和信仰的深刻影响。1615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同时兴修了堂子、地藏寺、玉皇庙、关帝庙、文庙、城隍庙和昭忠祠七大庙,玉皇庙和城隍庙为道教的宫观,关帝庙主要供奉三界伏魔大帝关公,文庙中供奉了孔子及以下4圣、12先贤、77先儒和79先贤。只有堂子为满族萨满教。其中,关羽崇拜最深入人心,很快超越了满族原有的部落神、祖先神,成为“护国之神”。清人王嵩儒曾提到:“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为兵略,故其崇拜关羽。”[参 240]
清兵入关之后,普通满族民众受中原汉族的民间信仰影响是最大的[参 235]。满族所祭之神明,除在家祭祖之外,已同汉族基本一致[参 235],尤以关帝崇拜为重。满族及其先世对关羽的崇拜由来已久,元朝时期即已盛行[参 241]。至万历年间,早已成为一种信仰。相传清太祖努尔哈赤尚未起兵之时,曾于明朝边疆处获伏魔大帝关圣帝君神像[参 241]。清朝时期,满族视关帝为“护国神”,言必尊称“关玛法”(满语:ᡤᡠᠸᠠᠨ
ᠮᠠᡶᠠ,穆麟德:guwan mafa,太清:guwan mafa,意为“关老爷”或“关爷爷”),不敢称其名讳,尊崇无以复加[参 235]。连关帝身旁的关平、周仓二位将军,也尊称老爷,礼敬有加。至于三清、玉皇、王母、三官、岳帝、北帝、吕祖、天后等各种道教神祇,满人亦多为崇信。满族也有财神崇拜,但所拜之财神不止一位。有红袍纱帽着明代装束的,有翎顶袍褂着清代装束的,还有一种财神则类似于狐仙[参 242]。满族还供奉灶神,灶神旁边通常还有其夫人“灶王奶奶”。传说灶王爷在每年腊月二十三晚上会上天庭,向玉皇大帝报告他所在人家这一年来的状况,主要是投诉其罪过,以供报应。所以清代满族人家还会在这一天烧香以及供上关东糖,称为送灶王,嘱咐灶神“好事多说,不好事少说”[参 243]。此外,满族还信奉长白山神、兔儿爷、茅姑姑等汉族神明和一些其他蒙、藏民族神明的习俗[参 244]。
受罗马教廷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影响,满族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一定规模的天主教徒[参 245]。早在1650年左右,就有旗人官兵成为天主教徒的记载[参 245],康熙帝舅父佟国纲、佟国维,及其族人佟国器等均信奉天主教[参 246],传教活动以及人数在康雍乾时代达到顶峰[参 245]。简仪亲王德沛是其中较为知名的例子。他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教名“约瑟”,他的福晋也一同受洗,教名“玛利亚”[参 247]。同一时期还有多罗贝勒苏努诸子乌尔陈、苏尔金、库尔陈、书尔陈等八人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参 248][参 249][参 250]。其中第十子书尔陈,教名“保禄”,尤为虔诚[参 251]。他曾跟随大将军允禵远征西藏,立有战功。皈依天主教后,书尔陈表示从此“只和耶稣的敌人作战”,遂辞官不出[参 252]。
至清朝中期,朝廷因礼仪之争等原因禁止教士传教,苏努家族等旗人教徒也因此遭到打压,但一直无法彻底禁绝宗室、觉罗、以及普通旗人皈依天主教[参 253]。例如,苏努曾孙图钦、图敏等至嘉庆十年仍不畏打压,拒绝出教,与旗人教友魁敏、窝什布等一同被发配伊犁[参 254]。同时期还有旗员佟恒善、佟澜等人抗旨奉教的例子[参 247]。不过,天主教也因不断被打压而最终未能在满族民众中间取得更多发展[参 255]。到了民国,满族人因地位一落千丈,京旗满族或出于信仰或希望获得教会救济,一时间很多人加入天主教或其他基督教派[参 256]。英敛之是近代最为著名的满族天主教徒之一,为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创建者[参 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