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旧国建新营——记清宗室移居盛京始末

管理员 202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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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闾琨丨辽宁人民出版社

                

                

                

                

沈阳故宫凤凰楼(老照片)
沈阳故宫凤凰楼(老照片)

                

                              

▍一、缘起

    清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大批清朝爱新觉罗氏宗室离开盛京(今沈阳)从龙人关,随顺治帝定居北京。其后,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嘉庆初年,已有170余年历史,他们及其后代子孙早已习惯于京城中衣食无忧、养尊处优的奢华贵族生活。

    所谓清宗室是指清朝始祖努尔哈赤直系子孙,即皇帝同祖同宗的子孙。按清制,他们腰系金黄色丝带做特殊标志,俗称黄带子。他们及其子孙世世代代享受朝廷供养,有不同数额钱粮供其终生享用。但随清朝全国统一,升平日久,宗室人口繁衍,京城中宗室人口日益盈满为患。其中未能得到授爵、封官的宗室愈来愈多,从而形成人数庞大的闲散宗室群体,被称为宗室苏拉,即闲散人。

    自康熙朝以来,闲散宗室也出现生活困难现象,成为八旗生计问题的一部分。虽历代皇帝对宗室有相当顾怜,时时照应,发钱赐物,使其维持一定生活水准。但其颓势如江河日下,终难挽救。到嘉庆初年此问题更加突出。这样一群闲散宗室集聚京城,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惹事生非。更有甚者与奸妄之徒相勾结,扰乱社会治安,包揽词讼、干预司法,致使一些案子难以结案。民怨沸腾,官员无计可施。京中闲散宗室成为京中没有人敢管,又难以管束的一群人。朝廷官员也曾表示关切,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但仍为急待解决的问题。

    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二月,乾隆帝宣布退位,立皇子颙琰为皇太子,改明年为嘉庆元年。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病故。嘉庆帝亲政,立诛乾隆宠臣、天下巨贪和坤,籍没其巨额家产。此举震动朝野,开启了嘉庆朝整肃朝纲、刷新吏治、振作图强的新时期。闲散宗室问题成为嘉庆帝关注的大事之一。

    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执政七年的嘉庆帝依祖制举行第一次东巡盛京、谒陵祭祖大典。八月,嘉庆帝在完成谒陵祭祖典礼后,进驻盛京旧宫。他目睹旧宫风貌,詠读其父乾隆帝东巡时所撰《盛京赋》,心中感念先祖创业之艰辛,子孙续业守成之责重。同时,对解决京中闲散宗室问题受到启发。他认识到“应以祖宗之心为心,思悖本睦族之道”,来解决此难题,“莫若移居故土,习我旧俗,反朴还真,去奢崇俭,诚良法也”。即采取移居闲散宗室于盛京办法。嘉庆帝回京后,继续筹划此事,并为实施,做相应的准备:

    首先,下令盛京地方官员寻找和建造可供安置移居宗室的地址和房舍。

    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十七年(1812年)六月,嘉庆帝核准了盛京将军和宁、盛京工部侍郎富俊奏报。奏报称他们在盛京城小东门外一里处的马房村,选中这一地方后按朝廷指示,所建瓦房均“仿造京中八旗健锐营房规制建造”。各户之间,“比户鳞次,缭以垣墙,安设总门,稽查出入,于适中处建造官厅”。以供“派往彼处约束官之所栖止”。还“添建更楼以资守望”。此处,共建造可供七十户所居房舍。人称宗室营。

    其次,指派朝廷官员专程前往盛京亲自检查所建移居宗室房舍。

    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十七年(1812年)六月,嘉庆帝派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松筠赴盛京核查盛京所建之移居宗室房舍。九月,松筠回奏所核查的圆满结果。

    第三,批准松筠等官员奏请给予移居宗室,每户三十六亩田地,以资赡养。

    第四,嘉庆帝谕示宗人府负责办理选取闲散宗室移居各项事务。

▍二、遣送

    在移居盛京宗室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嘉庆十八年(1813年)六月,嘉庆帝核准宗人府办理移居盛京宗室户口、人数等章程,命于当年秋季开始,分三批遣送七十户宗室前往盛京。

    此谕一经发布,立即遭到京中闲散宗室的强烈反对,流言蜚语充斥大街小巷,纷纷指责这是皇上要将闲散宗室像罪犯一样逐出京城,流放到关外盛京去。更有甚者,一名叫果敏的闲散宗室,闻讯后,居然留下遗书、上吊自杀,以死抗争,拒绝移居。此事一出,势如火上浇油,群情激愤,移居阻力倍增。但嘉庆帝并未被此事动摇,立即下旨内阁。命刑部严查此案。据刑部奏报,受审的果敏之弟学敏供称,其兄因“京中所有房产难舍,追悔自克身毙,并无别故,……所遗呈辞亦无捏写情事”。结案为果敏“情急自尽。”嘉庆帝认为发生此案,是宗人府官员未能“仰体朕意所致。”相关官员受到“严行申饬”处分。仅对学敏一户因“其兄业已勒毙,情殊可悯,着免其移居。”而其移居工作照常进行。

    当年十月,嘉庆帝发布亲自撰写的《训移居盛京诸宗室》上谕(原文附后)。在长达600余字的训词中,对移居宗室于盛京的缘起,具体实施办法,遣发的准备工作及对移居宗室的期许等做了苦口婆心地解说。文称“八旗生齿益繁,亿万黎民辐辏京邑,物产昂贵,此必然之势。设官分职,经费有常,岂能岁增禄糈,亦未能尽用。”对此他“宵肝殷怀,迄无良策。”驻跸盛京旧宫,“敬读我皇考《盛京赋》,启佑予衷。以祖宗之心为心,思惇本睦族之道,莫若移居故土,习我旧俗,返朴还淳,去奢崇俭,诚良法也。”指责宗室中“不肖者遂讹传为窜逐,流放之重罚,是不但不知予求旧之心,亦非乃祖乃父克家良嗣矣。”这件事是“朕志先定,询谋佥同。”对于“乃有倡为发遣之说,煽惑人心者,不可不阐明其理。”“今以衣锦还乡之乐事,转为斥放迁徙之虐政。稍有人心者,何忍出此言哉!”最后,殷切期许移居宗室,能“念昔先人武备宜勤,家语须熟。行有余力,学于古训。此日为家之贤子弟,他年作国之好大臣。拭目以俟,可不勉乎。”试图说明真相,平息宗室怨恨。

    嘉庆帝对宗室移居极为关注,除命按宗人府所拟程式,遣送宗室外,还另命户部拨出银子一万三千一百两,交宗人府,作为皇上赏赐。每户除按数发给车价、盘费外,又每人赏银十五两,随行奴仆,每人四两。共计有男女奴仆160人,主仆各有其份。交代宗人府“务使移居宗室所需费用充裕。”

    离京启行时,朝廷指派两名官员带队前往盛京,悉心照料。出京后,由直隶府派官兵一路护送,供应所需。沿途州、府、县地方官认真接送,满足供应。到达山海关城,直隶府与盛京将军交接。出关后,则由盛京将军派兵护卫,供应所需,直达盛京宗室营。移居宗室一路上受到妥当照料,其风风光光,确有衣锦还乡的味道。当年年底,清廷完成了移居三批闲散宗室于盛京工作。成为嘉庆帝前无古人的令人关注的一件重要举措,其事载于史册。

▍三、管理

    对于如何管理移居盛京宗室,嘉庆帝颇费了一番心思。他深知这些宗室自恃身份特殊,从不把官员放在眼中,更难以服从盛京地方官管束。出京前,嘉庆帝命宗人府从宗室觉罗中,选取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因事罢官、解除官职的人,重新颁给职衔,让其随队前往盛京,专司管束、震慑之责。任满三年方可回京,另行委任。结果,宗室文弼、杰信被选中。文弼,隶满洲正红旗。乾隆时为奉国将军、前锋侍卫。人嘉庆朝,任蒙古副都统、管理西藏事务大臣。嘉庆十六年,缘事被革除奉国将军、副都统。可谓有较深资历和较高官位。此次被选中,新授郎中,赏四品顶带,委其管束移居宗室事务,同时,加派盛京将军和宁管理移居盛京宗室事务,便于两者协调管理办事。

    果不出所料。移居的第二年四月,便发现移居宗室裕瑞,初到盛京,便行为不端,恣意强买民人徐恭之妻为妾,改名入居。因夺人所爱,影响恶劣。经查实后,嘉庆帝下旨,对裕瑞处以“不禁年限圈禁”,派兵看守。同时追究有关官员疏于管束之责。和宁被免去盛京将军之职,派乌鲁木齐将军晋昌接任盛京将军,接管移居宗室事务。

    同时,发现一位安分守己,“心存感畏,约束众宗室,亦甚妥当”的宗室禄康。嘉庆帝下旨,著禄康“加恩赏给其主事一职,戴四品顶带,与文弼、杰信一同办事。”可谓赏罚分明,及时处理了移居后的宗室案件。

    嘉庆二十三年(l8l8年)九月,嘉庆帝第二次东巡谒陵祭祖后,在盛京留下一首题为《策马过宗室营诗以志意》诗,诗日:“宗室繁滋户口盈,移居旧国建新营。水深土厚人增寿,俗仆风淳业有成;笃念杉}榆修本务,扫除花柳漾闲情。二陵北峙云乃众,福荫潢源万叶荣。”诗中再次重申他移居闲散宗室的良苦用心,和对移居宗室的殷切期许。可见,虽离创建盛京宗室营已有五年之久,但触物感怀,仍念念不忘,诗以志意。此诗与《训移居盛京诸宗室》文,成为仅有的创建盛京宗室营的诗文珍贵记录。

    

▍四、终结

    嘉庆帝关注自乾隆年问出现的八旗生计难题,并亲自寻求解决京中闲散宗室问题的办法。他自视移居宗室到盛京是解决问题的“良法”,并为此耗费财力、人力,终于把京中七十户、数百人移居到盛京,做了可贵的实践,为空前绝后的举措。但此举并没有得到闲散宗室的认同,不肯接受他的殷切期许。他们不肯放弃京中贵族奢华生活,不肯改变其生活习惯,留恋往昔生活。故自移居之始,便想方设法滞留京城,到盛京的亦借故请假回京,超期不归,更有的设法逃回京城,再不肯回去。移居的阻力并没有因移居实践和时间的逝去而消失。至嘉庆帝逝世前,他也没有提起此事,组织第二批移居事宜。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帝病逝,遗命皇子旻宁继位,改明年为道光元年。道光朝是清朝统治中国的转折期,从此,走入衰落的下坡路。面对内忧外患频频的道光帝,连清帝东巡祭祖谒陵的祖制都抛弃了。其后,道光朝三十年,咸丰朝十年,同治朝十三年,前后三朝五十余年问,《清实录》中,再也找不到有关盛京宗室营的记录。又过了二十余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俄国借口义和团事端,派俄军占领了盛京城,才知晓俄军在盛京旧宫设指挥部,宗室营被俄军驻扎。但却不知宗室营中宗室去向。没等俄军完全撤出东北,光绪二十九年(1904)十二月,日俄战争爆发,光绪三十年(1905)日俄军队在奉天城下进行会战,俄军最后败退出奉天城,宗室营遭到彻底毁坏,具有近百年历史的盛京城中的宗室营最后消失了。

    清代盛京宗室营建立和闲散宗室移居盛京,在沈阳历史上是有据可查的重大事件。但它给沈阳带来了什么,留下什么?至今尚缺乏深入研究,无研究成果可述。但研究东北文学的学者,却认同子弟书曲艺则是移居盛京的清宗室带来的,并发扬光大,有了骄人的成绩。

    子弟书,又称清音子弟书,是出现于乾隆年间,流行于清军中和北京城的一种以满语演唱的曲艺形式。在北京有东城调、西城调两个流派。随着嘉庆年间移居盛京宗室的到来,子弟书也传人盛京。从嘉庆到光绪末年,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子弟书创作的作者和子弟书传播的刻印人,他们为缪公恩、程伟元、韩小窗、缪润绂、喜晓峰等。其中,鹤侣氏,本名奕庚,自号长白爱莲居士,为清宗室庄襄亲王世子,世居盛京。他们先后结成“芝兰诗社”、“荟兰诗社”活跃在辽沈文坛上。会文山房刻印的一批子弟书,流传于东北各地,甚至于流传到关内。它们对历史上清代沈阳文化繁荣的贡献,功不可没,在沈阳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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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训移居盛京诸宗室》曰:

    世祖入关敉乱,定鼎京师,诸王、贝勒、贝子公及众宗室随至北京,屏藩辅翼,于今百七十余年矣。八旗生齿益繁,亿万黎民辐辏京邑,物产昂贵,此必然之势。设官分职,经费有常,岂能岁增禄糈,亦未能尽用宗室置满洲、蒙古、汉官于闲地封建直省,其失具在前史,更不必论矣。宵旰殷怀,迄无良策.敬读我皇考《盛京赋》,启佑予衷,以祖宗之心为心,思悖本睦族之道,莫若移居故土,习我旧俗,返朴还淳、去奢崇俭,诚良法也。宗室中之明理晓事者,必知感鞠,谋绥众之深思。而一二不肖者遂讹传为窜逐、流放之重罚,是不但不知予求旧之心,亦非乃祖乃父之克家良嗣矣。朕志先定,询谋佥同。乃命于盛京小东门外择地建房。文学武庙,衙署戍楼成备。总计八十区,周以垣墉,聚族而居。肄武习文,各恭尔事。长途千五百之遥,恐所不逮,特命官雇大车,各付官价,逐日给盘费,先期备行装,下及仆役。皆畀以金,共用帑项万一千有奇余。择吉季秋上旬、中旬,分队起程,言归故乡欣然就道。每起简大臣照料,关内外各派文武官吏护送,亦可谓殚思竭虑,惠我宗人矣,乃有倡为发遣之说,煽惑人心者,不可不阐明其理。

    夫犯罪之人,徒流军遣,律有明条,未有发遣至本省之军犯。今以衣锦还乡之乐事,转谓斥放迁徙之虐政。稍有人心者,何忍出此言哉!愿我宗人,还我故国,安常处顺。念昔先人武备宜勤,家语须熟,行有余力学于古训。此日为家之贤子弟,他年作国之好大臣。拭目以俟,可不勉乎。

    ——原载《清仁宗实录·嘉庆十八年十月丙辰》

来源:《东北史研究》2010年第4期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地方史研究所主办内部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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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移居旧国建新营——记清宗室移居盛京始末 (doub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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